高福院士:中国对埃博拉可防可控
2014-12-29 邱晨辉 中国青年报
高福伸出手来,和多日未见的老朋友握了三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种日常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对他而言却显得有些奢侈。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回国后解除隔离的第一天,就来到2014中国科协热点问题学术报告会,向公众讲述其在一线抗击埃博拉的经历。 今年9月17日,包括高福在内的59名医务人员,组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赶赴非洲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高
高福伸出手来,和多日未见的老朋友握了三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种日常见面打招呼的方式对他而言却显得有些奢侈。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回国后解除隔离的第一天,就来到2014中国科协热点问题学术报告会,向公众讲述其在一线抗击埃博拉的经历。
今年9月17日,包括高福在内的59名医务人员,组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赶赴非洲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高福任检测队负责人。那时候,公众谈到埃博拉有些“谈埃色变”,直到现在,这种恐惧仍未完全散去,埃博拉病毒会否突变,会否传到中国,防控难易度如何,当天,高福结合其一线经历做了题为《动物源性传染病的发生与控制:埃博拉与流感》的报告。
正如高福这些“回来的人”感受到的“防控”措施一样,刚开始接受隔离,他们不能和公众见面,后来见了面不敢握手,便借鉴国外的碰肘礼,用胳膊肘碰一碰。高福说,“从2003年非典以后,我国建立起的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足以把这个病控制住。”他说大家可以吃颗定心丸,即使埃博拉传入中国,凭借中国现有的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埃博拉仍是可防可控。
相比之下,高福在塞拉利昂看到的是“联防联控机制”的欠缺,尽管当地也知道如何做一些防护,但缺乏一些“接地气”的措施,没有足够的硬件和人力。比如,塞拉利昂首都地区只有6辆救护车,而一旦把感染人员隔离后,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资提供给他们吃饭喝水。此外,当地还有一个习俗,即在亲人去世后,要做最后的拥抱,这在埃博拉肆虐的情况下也成了一个危险因素。
12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已在包括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西班牙、美国和马里在内的8个国家发现17145起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其中6070人死亡。
这并不能说人类在埃博拉这场战役中失败了,高福说,只能说我们丢了上半场比赛,没能将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说未能有效控制在西非三国疫区,使得病毒传播到了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家,并在当地发生了本地病例,但对于下半场,他说,包括他在内的科学家都“很有信心”。
至于令人担心的“病毒变异”,目前来看,也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埃博拉病毒已经发生变异,高福说,还需要密切关注、加强病毒监测与研究。
当天,高福在报告中提到,2003年的SARS病毒、2005年的禽流感、2009年的甲型H1N1大流感、2012年中东的MERS、2013年我国H7N9禽流感感染人的事件,以及2014年发生的西非埃博拉的流行等,这些引起公众关注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呈现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病毒的动物源性。
这是一个“警告”,即随着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变,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越来越近,随之而来的就是来源于动物的病原感染人类事件,新发突发传染病病毒都是经过动物传播给人类的。比如我们习惯到活禽市场要鲜活宰杀,“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禽流感不厉害?因为他们没有吃活禽的习惯。
高福说,病原通过识别宿主细胞的受体而进入易感宿主体内,从而引发疾病;又由于人类对于动物源性病原的“陌生”,使得免疫反应过分强烈,从而导致严重的致病结果,如SARS、禽流感和最近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无一例外。病毒通过其基因组中与宿主结合的蛋白的突变来适应新的宿主,从而打开进入人体的“大门”。他认为,防治传染病,要从改善生态环境、调整生活习惯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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