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大科技项目的对话——真金白银，怎样才能不打水漂？

时下科技界似乎传承了“以大为美”的古老传统，对名头大、投资大、目标大、阵容大的大项目崇尚有加。前不久，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在“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同时，“面向2030年，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有所突破”。已经或即将实施的15个重大科技项目包括：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种业自主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健康保障，等。

这15个重大科技项目，相当于2030版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自2008年启动实施的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等16个重大科技专项，堪称我国科技项目中的巨无霸，每个专项平均投资数百亿元之巨。截至目前，这16个重大科技专项估计累计投资数千亿元（因为具体数目一直未见公开，所以只能估计了）；至于其成效如何，只能说“有目共睹”了，你懂的。

投资如此之巨的重大科技项目（为方便阅读，下文把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项目统称“重大科技项目”）当如何定位？该如何立项、验收？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如何避免打水漂的命运？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有点像赌博

李晗冰：《规划》指出，重大科技项目是“体现国家战略目标、集成科技资源、实现重点领域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您看来，什么样的项目才能入围重大科技项目？

王柏岩：我自己也参与过重大科技项目，有的是项目论证，有的是负责其中的子项目。重大科技项目的投资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甚至数百亿，这么大的手笔，一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

所谓战略意义，就是说，它是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或者解决人与自然重大冲突时的必然选项。前者，就是能通过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掌握杀手锏，在大国博弈时力能克敌制胜，至少是能镇住对方；后者，就是能解决人与自然的重大突出矛盾，比如土壤污染、河流污染等，从而显着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打个比方说：我们家很穷，最大的资产就是耕地用的牛；而你们家很富，有车有房。我现在要想赶上甚至超过你，那就要千挑万选、找一个最佳选项。如果说考大学是改变我家贫困面貌的唯一手段，那我就狠狠心把牛卖了，然后进城上大学、学本领，再努力奋斗，最后赶上你家。

有一点我们必须正视：无论从国民收入还是科技投入看，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就国民收入而言，2014年我国人均收入在全球排名100位，尚有5000万贫困人口，徐玉玉这样的家庭应该为数不少。 就科研经费而言，我国R&D人员总量超过500万、位居世界第一，而研发经费只有美国的一半多，数以万计的科技青椒每年都为申请经费发愁。

因此，我国的科研投入还必须精打细算、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就中国的现状来说，重大科技项目有点像赌博。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印发通知截图。来源：中国政府网

重大科技项目立项，除了有明确的目标愿景，还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

李晗冰：在您看来，在什么情况下重大项目才能立项？

王柏岩：考虑到重大科技项目的战略性质和巨大投资，在立项之前，相关问题一定要通盘考虑、想得很清楚。

首先，它是否具备战略性，就是说是否是国与国博弈的必要手段，或者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必然选项。

其次，实现的可能性。就是说：重大科技项目的基础原理已经搞明白，或者说基本清楚；其技术路线是什么，执行的过程中间可能遇到什么坎儿、如何跨过去，项目完成后能带来怎样的变化等，都要想得比较清楚、有比较大的把握。

就是说，搞重大科技项目，要看得远、看得准、想得深；除了有愿景、有目标，还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换句话说，只有在深思熟虑、十拿九稳的前提下，重大科技项目才适宜立项上马。

而盘点此前已经实施和即将实施的重大科技项目，给我的感觉是：有些是在看不清、拿不准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

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上马不外乎三类：“抄”、“炒”、“拼”

李晗冰：为什么这么说？

王柏岩：我个人认为，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上马，不外乎这三种类型。

一类是“抄”。比如说，国外搞转基因，我们也搞转基因；国外搞智能电网，我们也搞智能电网。总之就是国外搞什么，我们也跟在后面搞什么。

“抄”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科学基础还是工业基础，不管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还是将来的巨大挑战，都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我们在选择重大项目时应该实事求是、按需立项，而不是亦步亦趋、别人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打个比方说，你过得很富、我过得很穷，你弹手风琴，我也搞个手风琴，怎么可能赶超你？

第二类就是“炒”，看谁能忽悠、会运作。某个部门或单位，他们想自己搞个大项目，就把本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几个院士发动起来，让他们给领导写信建议、呼吁。领导懂政治、懂经济，但可能不懂科技，他看完信后就相信院士了，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就下指示，然后下面“落实领导指示”——重大科技项目就来了。

几个院士就可以“炒”出一个重大科技项目的例子并不鲜见。我问其中的一个院士：你明知道它作为重大科技项目不够格，怎么就签字了呢？他说：他们老来找我，我也没有特别反对的意见，我干吗不签字呢？以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炒”出来的重大项目，说穿了就是某个单位或者小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拉拢几个院士，扯大旗作虎皮，忽悠出来的。这些院士长袖善舞，他们是政治家和科学家的结合：在科学家面前是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是科学家。他们各处都玩得很转，打的旗号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但真正的目的为单位和自己谋利益。

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说了，圈内的人都心知肚明。

第三类是“拼”，就是搞大拼盘。大拼盘有两种：一种是把看似相关或相近的项目集合在一起，东拼西凑、打包上阵；一种是把探索性研究和技术工程混为一谈，捆绑立项。

大拼盘比较好理解，比较典型的有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专项。这类项目听上去有内在相关性，实则都是各自为战，各个子项目之间并没有多少科学上的内在联系。

从国内外的情况看，取得成功的重大科技项目基本上属于技术工程类项目，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登月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大飞机等。这类项目的基本原理已经搞明白、路线也大致清楚，就差组织人马搞技术攻关、集成组装。但在我国，有些项目的基本原理还没弄明白——或者说基础的科学部分还不清楚，就匆匆上马，把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混为一谈。如果你连一个问题的发生机制还没搞清楚，靠什么去组织后面的技术工程？而基础研究能不能突破、何时能突破，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能“计划”出来的。

打个比方说：我已经考上大学，但交不起学费，把牛卖了交学费是可以的；不能说我把牛卖了，还没有大学要我——牛不就白卖了吗？

这类项目应该分步实施，先把基本原理、机制搞清楚之后，再立项上马实施也不迟——也只有在基本原理、机制搞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技术工程上的成功。但我们国家搞这类项目的人的调门比较高、声音比较大，国家就拿出几十个、几百个亿立项，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打水漂的也不少

李晗冰：有一点我不明白：重大专项立项的时候，不都是有具体目标，而且最后还要验收的吗？

王柏岩：说到这儿就更搞笑了。

的确，你去看看每一个重大项目的计划书，都有非常宏伟的目标，比如解决什么重大问题、搞出什么关键技术、拿出什么重大产品、推动跨越式发展等等。你自己去查对一下就会发现，一些重大项目是虎头蛇尾、根本没拿出什么过硬的东西、解决重大问题，但最后都顺利通过验收。没通过验收的重大科技项目，我还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李晗冰：这我就搞不明白了——既然没有实现计划书制定的目标，怎么还能通过验收呢？

王柏岩：这的确很奇葩。

对于项目承担者来说，总能找到说辞。假如我搞个重大项目，肯定是许多单位参与、集体攻关，投入那么大财力、人力，搞了五六年、十来年，总能从里面挑出一些东西，或者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包装一下交账。比如说：发了多少文章、培养了多少博士——成果包装得很好看，计划的目标却没实现。

这就好比：本来说卖了牛是要上大学、脱贫致富的，但最后大学没上成、家里照样穷，怎么办呢？好了，我就会说：我在卖牛、去大城市的路上看了很多风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对我今后的人生发展意义重大——这比上大学、脱贫有更有长远意义。

作为验收专家来说，人家看得起你、请你去验收，你不去不给面子；去了有一笔劳务费，大家又都是熟人，你好意思给人家拆台？结果，就稀里糊涂签字验收、皆大欢喜。

作为政府官员，当初立项他是点了头、画了圈的，同时他也要政绩、向他的领导交账。所以，最后肯定是“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还多了一块遮羞布，就是“宽容失败”——“科研嘛总是有风险的，不宽容失败，以后谁敢搞攻关啊？”

结果就是，那么多真金白银投下去，有的确实搞出像样的东西来了，但打水漂的也不少。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这些年搞了那么多重大项目，都带来了哪些重大跨越？江河湖海的污染改善了多少？又有哪些重大疾病被攻克了？

最要命的一条，是从来没实行过问责

李晗冰：既然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要上这么多重大项目？

王柏岩：因为有现实利益。

政府官员要显示度、要有政绩、要提拔晋级。假如我是某个部的部长，不管成不成，在我手下弄几百亿、几千亿，全国的科学家全归我领导，要资源有资源、要荣耀有荣耀，我以后升官也有资本——你说我不愿意搞吗？当然是搞得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作为科学家来说，既有实惠、又有面子，为什么不干？

说的不客气一点，许多重大项目就变成了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苟合。

所以，这类事情大家一方面冷眼笑，一方面是凑热闹，能掺乎一点是一点。想一想其实挺可悲的：我们的科技家既没有科学品位，也不敢面对中国真正现实的问题，在战略上的判断能力也丧失的差不多了。

李晗冰：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吗？

王柏岩：办法当然有。我国有那么多官员、那么多科学家，难道都没长脑子吗？对于采取什么的机制立项、实施、监理、验收，许多人心里都是清楚的。

其中最要命的一条，是从来没实行过问责。按道理说，搞了那么多重大项目、花了那么多钱、做了这么多年，那些没完成计划的项目，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吧？当时给领导写信的是不是该说说？审批的领导是不是该引咎辞职？项目牵头人是不是该检讨？从来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