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需要休养生息

1932年4月，上海的牛惠霖医生用他的专用信封寄出了一份邀请函。邀请孩子们的老师参加自己家的周末音乐茶会。

牛惠霖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上海华山医院前身）院长。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已算是沪上的大医院。当时的医院普遍重视节假日的休息。我收集有华山医院各个时期的门诊挂号券，30年代、40年代、直到50年代，华山医院门诊券越做越小，上面有一句话一直不变：“星期日、例假日一律停诊”。那个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932年，牛惠霖医生的周末家庭聚会邀请函）

现在情况有些不同。

说实话，这种不同，也已持续了数十年。从我们能记事时起，耳朵里便充斥着“向在节假日中加班加点的同志们致敬”之类的话语。医界尤甚，时至今日，依然经常看到一些“向累倒在工作岗位的、隐瞒病情加班工作的医务人员学习”的“号召”。我不知道，当今的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有这样的“致敬”和“号召”。

细细琢磨，上述“号召”中的伦理畸形，不言而喻。

人类为何有假日？主要是为了休息。人类为何要休息？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么？那么，医院和医护人员是否需要休养生息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却把当下的国人给难住了。

但是，道理就在那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1950年北京协和医院的挂号单上写到：“为审慎起见，各科门诊时间及所诊病人多少均有限制。”无限制的医疗，是不安全的。

不过，情形在好转。

今年夏天，中国医院协会公布了新版的《患者安全十大目标》。其中第十条引起了普遍关注和欢迎：“建立医务人员劳动强度评估制度，关注工作负荷对患者安全的影响。”绝大多数人，将这一条目标解读为对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医院管理者的要求。

其实，我想说，目前预防医护人员工作疲劳的障碍，不单单在管理层面，还在于很多人的心态层面。“红眼航班”不是太安全，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现在在很多医院中，连续接台开刀直到半夜的“红眼手术”，非常普遍。“红眼手术”，带来的是涉及手术组、护理组、后勤组等诸多方面的“团队疲惫”。为什么会出现“红眼手术”？可能不单单是很多人口中的“医院绩效考核要求”这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心态出了问题，对于钱、对于时间、对于团队责任、对于医学本原，对于很多很多事物的心态，出了问题。

我挺喜欢几年前《新周刊》的一期封面文章《急之国——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我们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了。

现在，有了“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提法，我很认同。我想，作为一家医院或是一个医疗团队来说，每一个成员的“休养生息”，便是最大公约数之一。

尽你所能，享受你的长假。

（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华山医院的门诊挂号券，星期日、例假日一律停诊）。

一定会有不满真相的围观群众跳起来：“门诊都停了，生急症怎么办？”

呵呵，那么看急诊呀。

还有会有人继续跳起来：“平时工作忙，没时间去医院看门诊。”

呵呵，身体比工作重要，这个道理很简单。

（1929年北平协和医院门诊挂号券背面：“星期日停诊，急症随到随诊”）

（1950年，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挂号券声明：诊病时间有限制）

（1948年，上海的一家夫妻医师诊所的处方上写着：“星期日停诊，急诊随请随到”。医生也要过夫妻生活的，你说是不？）

2012年国庆节，我发了一条吐槽微博，内容如下：

【长假宅城理论】长假中，谁会宅在城里？影响因素很多：性格爱好、工作性质、身体状况、经济因素等等。其实，简而言之，有三种人会在长假中呆在城里不出去：胖子；医生；以及，胖子医生。

（本文作者系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来自“医史微鉴”微信号。对医史人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医史微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