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艾滋可以治愈吗？腾讯医学ME大会的精华都在这两万字里
2019-11-06 关其 八点健闻
对抗疾病，我们总是拼尽全力。我们总是拿起每个时代最尖端的技术和工具，去探索疾病的秘密，并与之博弈。
对抗疾病，我们总是拼尽全力。我们总是拿起每个时代最尖端的技术和工具，去探索疾病的秘密，并与之博弈。
11月4日，一场关于生命和疾病的深度探讨在即将入冬的北京拉开帷幕。
6年前，腾讯从全世界邀请了几十位难得一见的科学家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展览馆，举办了第一届WE 大会。这里无关商业与竞争，人们只讨论最前沿的科学与思想，只关心人类的未来。
6年后，由腾讯携旗下腾讯医典，联合《NEJM医学前沿》（全球顶级全科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集团旗下期刊）共同打造的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同样在北京展览馆开启了全新的旅程。六位全球顶尖的医学科学家与临床医生齐聚一堂，聚焦癌症、抑郁症、艾滋病、老年病等国内最受关注的话题，分享全球前沿的医学突破。
对于这场大会，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的希望是可以“引导更多人关注生命、认识自我，通过权威医学科普提升大众健康，减少病痛之苦。”
马化腾的一条朋友圈，和六位顶尖医学专家
今年5月，马化腾的一条朋友圈首次对外透露：“科技向善”将成为腾讯公司新的愿景与使命。通过科技之力，提升公众对生命健康的关注，这也是腾讯“科技向善”的举措。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成为民众获取医疗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受变相广告、缺乏权威来源等因素影响，各种医学信息的缺失和错漏屡见不鲜，公众对这类不严谨、不权威的“科普内容”的容忍已达到极限。与此同时，公众往往容易被谣言迷惑，对一些所谓的医学常识缺少基本的怀疑和拷问。所以，在知识之外，更加需要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做出更好的医疗判断和选择。
2017 年，腾讯成立了专业科普平台“腾讯医典”。在这里，有超过3000位医学专家正在向公众传达更加科学易懂的医学知识。
在向腾讯医学ME大会发出的贺信中，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屠呦呦这样写道：医学工作者不仅要拿起手术刀，也能拿起笔，以科普的专业求真和理性精神助力大众健康，一起改善人类的共同命运。
这场大会所邀请的6 位专家，每一位都是在医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正在践行既能拿起手术刀，也能握住笔杆子的精神：
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朱秀轩，国际公认的肝细胞癌和胆管癌权威专家。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终身讲席教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 副主编肖瑞平，为心衰的病理生理及临床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
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荣誉讲师、欧洲肿瘤外科学会会长Tibor Kovacs，是国际乳腺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美国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David P. Ryan，在肿瘤治疗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临床经验。
此外，知名辩手邱晨和腾讯医疗副总裁张猛，也从用户和产业的角度分别分享了与医学相关的内容。
大会开始前，部分演讲者已经接受了包括八点健闻在内的媒体的采访，我们试图将全部8位演讲者的演讲精华以及采访内容进行汇编，让读者朋友在一篇文章内就能看完他们对当今人类健康事业的深刻见解。
肝癌可以治愈？
去年圣诞前夕，一位66岁的男性患者，从佛罗里达转到波士顿（直线距离1900公里左右），到我就职的麻省总院门诊就医。他已经有几个月的胀腹痛，伴有严重的体重减轻。从体检结果上可以看到他非常消瘦，远处就能够看到膨胀的肝脏区。在CT上我们看到他左边有一个巨大的肿块，并伴有腹腔淋巴结转移，肝穿很快证实了这是一个原发性肝癌。
当时我们正好有一个临床试验，研究PD-1抑制剂派姆单抗（即Keytruda，K药）和乐伐替尼的联合用药在晚期肝癌的应用，病人非常高兴的加入了。
开始治疗4个月以后，他的肿块基本上消失，甲胎蛋白也从治疗前的6万多降低到正常的数值，病人现在已接受同样的治疗10个月之久，所有的疾病相关症状已经彻底消失。
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器官，有很丰富的血管供应，正因如此，肝脏是非常常见的肿瘤转移器官之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肝脏原发恶性肿瘤。
肝癌可以预防
肝脏原发恶性肿瘤中有80%-85%是肝细胞癌，俗称肝癌。此外有 10%-15%是肝内胆管细胞癌，此外还有一些相对罕见的原发胆内肿瘤。
在世界范围内，肝癌的发病率高居第六位，死亡率排第四位。全世界有55%的肝癌发生在中国，不过近几年，在美国和欧洲的发病率也在持续上升。
国内很多人谈癌色变，对肝癌可能就更有恐惧感。根据最新的报道，肝癌与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同时成为中国五大疾病死因。
肝癌可以预防吗？其实肝癌有很多非常成熟的致病因素，比如说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过度的酒精摄入，还有脂肪肝，每一个病因我们都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
比如说在中国，通过母婴传播和其它途径，乙肝有非常高的发病率，我们可以通过疫苗和控制乙肝病毒感染，有效阻断乙肝病毒。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丙肝的疫苗，但已经有治愈率非常高的治疗手段。
控制酒精的摄取，改善生活方式也是有效控制肝癌的手段。
肝癌有分阶段的不同治疗方式
肝癌的治疗是完全根据疾病阶段来看的，肿瘤医生会根据病人的肿瘤负荷、所有的肝功能具体状况，还有体能状态，做一些具体的评估，确定治疗的手段。
早期肝癌我们可以考虑消融手术；多发性的肝癌我们可以考虑介入治疗；如果肝癌已经出现全身转移，系统全身治疗是我们目前的主要治疗手段。
肝癌可以治愈吗？我在这里和大家明确：早期诊断的肝癌治愈率非常高，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肝脏移植、射频消融来治疗，这都是对早期肝癌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如果肝脏病灶已经出现多发性，我们也还有一些其它非常有效的肝内局部治疗，包括化学介入疗法、放射介入疗法。
一旦肿瘤出现了转移，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依赖全身治疗。到2019年，我们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2个PD-1抗体，都已经获得了在美国FDA的批准。
肝癌的治疗已经从传统的化疗迈向靶向治疗，现在又转向免疫治疗。同时我们正在努力探索如何通过联合治疗进一步提高肝癌治愈水平。
今天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通过有效的、系统的化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开发，是可以把病人的总存活期逐渐延长。
虽然在靶向治疗中，我们依赖很多基因检测的技术，来向我们展示有没有具体的、可以进攻的靶点。但是，在肝癌的治疗上，主要应用对肿瘤微循环的理解，也就是说如何能够阻断肿瘤的血管生成，如何能够用自己的免疫细胞来进攻体内的肿瘤。
联合用药可以让肝癌晚期病人存活22个月
我们正在肝癌治疗领域展开进一步探索，怎么样能够非常有合理性的，进行联合用药。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把免疫和免疫组抑制剂结合在一起，比如PD-1抑制剂纳武单抗（(Nivolumab，Opdivo，即“O药”)和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 Yervoy )的联合用药，已经可以使肝癌晚期病人存活22个月，三期临床实验正在开始，我们期待着这个结果。
此外，我们正在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和靶向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应用，比如PDL1抑制剂阿特朱单抗和贝伐单抗。这两类抗体的联合运用中，第一期临床试验结果达到36%的肿瘤缓解率，其中12%可以完全缓解，这在药物史上、肝癌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的。
阿特丽珠和贝伐单抗不管从总的存活期，还是无进展生活期来说，都已经达到了有效的标准，在这个月的晚期我们会正式公布它的结果。
所以，这个联合治疗现在已经成为肝癌晚期治疗的标准治疗方案，我也期待更多好的方案出现。
乐伐替尼联合派姆单抗在肝癌晚期的试验同样达到了46%的肿瘤缓解率，正因为如此，FDA已经把这个联合方案作为加速开发的认可，三期实验也在进一步开展。
新靶点的探索已经有了突破
胆道系统肿瘤是异质性非常高的肿瘤，它包括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这些肿瘤的生物行为和临床表现差别非常大。
肝内胆管癌在近几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手术切除是唯一可行的治愈办法。晚期肿瘤我们依赖联合化疗，主要是乙烯他滨、吉西他滨、勃列联合，这两年靶向药物在这个领域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尝试。
2011年我和同事在麻省总院，第一次发现在肝内胆管肿瘤IDH1的突变有非常高的频率，高达20%-25%，IDH2的突变相对频率低一些，而且这个IDH1的突变完全局限于肝内胆管癌。
这个发现很快带来了这个领域的进步。我们从临床机制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最主要的是将针对IDH1和IDH2的靶向药物同时进行开发，通过一期临床试验，我们看到了非常可喜的早期结果。
我们很快把这个药物进行了三期临床试验，在病人接受传统化疗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他们接受IDH抑制剂或者安慰剂的对照，我们看到由于IDH抑制剂，无进展存活期得到非常有效的延长，无进展的风险被降低了63%。
所以，我觉得这个药物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胆管肿瘤靶向治疗的新突破，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FDA还有其它国家的批准。
第二个非常有意义的靶点叫FGR2，这是纤维细胞受体，是一个染色体融合的表现。通过非常精确的现代化检测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检测到，在胆管癌中，这个这个基因存在的频率大概在10%-15%。
很多FGFR抑制剂都在临床中得到很好的开发，肿瘤缓解率高达20%。
正因为如此，有至少三个特异性的FGFR抑制剂在三期临床试验，我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对胆管癌病人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案。
对抗药性也已有了解决方案
从我们对靶向药物研究得到的启示来看，所有的靶向药物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所谓抗药性，影响了有效性。在麻省总院，我们通过对于病人样本的分析，对于血液循环DNA的检测，还有对于临床前动物模型和细胞细胞株的鉴定，对于药物的抗药性做了详细的研究。
我们门诊的一个病人在接受FGFR抑制剂的时候，肿瘤缓解达到了50%，但是在6个月的时候出现抗药性。但我们有第二代FGFR抑制剂。
这个病人在一开始接受第一代FGFR抑制剂的时候，他有12个月的疾病控制，有了抗药性以后，当病人接受第二代药物的时候，他又有13个月的时间有肿瘤缓解。
所以，这个病人从一开始接受FGFR抑制剂到最后的进展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同一类药物），这给我们临床提供了非常好的进一步开发的依据。
我刚刚提到了IDH和FGFR，只是我们现在成功的两个例子。在胆管癌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是相对于更少见的一些重要靶点。比如说HER2的扩增、BRF的突变、NCHKT的转位、BRHKT的突变。
这些突变和基因的融合，都给将来在胆管癌的进一步研究，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性依据，我希望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会有更多的突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信息是：肝癌在早期完全是可以治愈的，即使是晚期，我们现在也充满希望，因为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我们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的实际意义。
现在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在临床中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功，同时在联合应用上已经开始了新的起步。
通过我们今后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我希望病人在肝癌肿瘤中，将来能够受到更大的获益。
李太生：艾滋病诊治应该三位一体
从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到谈病色变，再到国际领先的治疗水平，中国艾滋病治疗在十多年间产生了巨大飞跃。艾滋病治疗的“中国方案”不仅让中国艾滋病病死率从2003年的22.6%降至2015年的3.1%，还成为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李太生就是这份“中国方案”的倡导者，他建立起适合中国艾滋病人的“鸡尾酒疗法”，并主持制定我国首部《艾滋病诊疗指南》，确立了全国医生诊断、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规范。
人类抗艾简史：从发现到遏制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最早报道出一种严重的、新的传染性疾病。因为病人在确诊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发热或是消瘦，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而且半年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当时最早报道这个病的美国，将其称为严重的死亡综合症。
从1981年发现第一个病例，到1996年，这十几年间，艾滋病确实是不治之症。从感染病毒到临床6～8年的无症状期，再到发病期，两年内病人100%死亡。
1983年，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新疾病的病原，即“新逆转录病毒”。发现这个病毒的教授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奖。
1984年，人们发现CD4分子是艾滋病毒的主要受体。换言之，人们证明了就是这个病毒在破坏人类免疫系统，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
1987年，第一个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开始发明。
1993年，二联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开始在临床做实验，但是仍然没有效果，病人服用二联治疗药物，只能比原来没有吃药多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转机发生在1996年，联合抗病毒治疗，也就是“鸡尾酒疗法”出现了。人们发现将三种药物合到一起就可以使艾滋病患者活下来。
1997年我和我的法国导师在接受“鸡尾酒”治疗的晚期艾滋病患者队列中，观察到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换言之，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艾滋病晚期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为艾滋病患者的长期生存，在理论上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
从1996年到现在这20多年来，“鸡尾酒疗法”的广泛应用使艾滋病患者能够显着延长寿命。以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后8～10年一定死亡，现在，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可以活到接近正常人的寿命。目前，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了，而且2011年美国教授的一个研究表明：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早期治疗可以减少其97%的传染性。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如果我们发现感染者，并给他早期治疗，也可以大大减少传染性。
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目前，全世界存活的3000万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有70%正在接受有效的又可以减少传染性的抗病毒治疗。
艾滋病能否治愈？回答是Yes！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两个艾滋病人完全治愈。一个出现在10年前的柏林，一个是今年刚刚报道的，在伦敦。当然，这两个患者都非常特殊。以伦敦患者为例，他同时患有艾滋病与血液恶性肿瘤，2016年，治疗小组决定为他寻找骨髓移植配型，主要目的是治疗癌症。治疗小组找到一名合适的骨髓捐赠者。捐赠者的CCR5基因罕见自然突变，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入侵。治疗小组预期，如果造血干细胞移植顺利，不仅能够治疗“伦敦病人”的癌症，还有望获得额外收获，即驱赶艾滋病病毒。虽然这种案例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却为我们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目前对于艾滋病最大的问题还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甚至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肿瘤，是不可治的疾病，谈艾滋病色变。尤其是认为艾滋病传播传染途径是和病人一起吃饭、呼吸道等，这个是错误的。真相是艾滋病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途径。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抗艾之路
1985年，世界上发现艾滋病的第四年，北京协和医院报告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直到1993年，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才1000多例。但不幸的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HIV感染率开始快速增长。并且，在2001年之前，中国没有免费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所以当时艾滋病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恐慌。
截至2018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约有125万，其中新报告的约为8万人。我们的总体感染率是万分之九，所以是艾滋病毒的低流行区域。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性传播感染的比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97%，所以我们急需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
中国一向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过去20年中，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指南，对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在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防治方案。
我们从国外引进治疗艾滋病的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情况的新的组合方案、新的剂量以及新的适应证。我们扩大艾滋病毒的检测范围，近5 年来，我们检测过的人数从1亿增长到了2亿，这样能够使更多的感染者被早期发现。
这个理念就是把艾滋病的宣传、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于早期诊断之后的个体化治疗，并发症的治疗以及长期治疗进行了总结。
我们将这些方案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让我们的临床医生都用新的指南来提高治疗水平。
十多年来，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86%。从2003年的100个艾滋病患者一年死22.8个，到2014年下降到3.1，2017年的数字更低。
世界卫生组织和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来，希望在2030年能够终结艾滋。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发现更多的感染者并给予他更有效的治疗。
艾滋病防治，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个人觉得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相关措施之外，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要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改进。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研发的艾滋病一类化学性药物只有一个艾博卫泰，剩下的都是仿制药。
除了并发症，免疫重建障碍也是造成艾滋病无法治愈的原因之一。25%～30%的人治疗之后病毒控制了，CD4却涨不上来。原因一方面是胸腺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是慢性炎症导致CD4涨不上来。
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这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和新的研究热点。10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药物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开始在10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做尝试。最近4年，我们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最后，我认为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应该建立艾滋病诊治的全新模式，这个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针对艾滋病这种既有传染性，但是治疗之后没有传染并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
费立鹏：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费立鹏已然成为了一个中国通。谈起中国人的自杀情况，这个加拿大人可能要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加熟悉。上个世纪90年代，自杀一度成为中国人排名第5位的死亡原因，甚至是青少年死亡原因之首，但整个社会却对自杀问题讳莫至深。正是费立鹏在中国开启了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结合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研究自杀的学者，也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并构建起首个（也是最大的）全国性24小时心理危机热线电话。最近20年，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得比任何国家都更快，但费立鹏依然觉得这不是松劲的时候，因为“自杀并非无法预防，自杀一个都太多了，预防自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012年，全球80万人死于自杀
016年联合国出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从2015年到2030年，要把自杀率减少1/3。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出台了一个全球的自杀报告，当年全世界的自杀死亡人数是80万左右。
此后各国都开展了自杀干预工作，但是效果却并不相同。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在全球各个国家，自杀率的差异很大，最大有100倍。在一个国家内部，自杀率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印度的26 个洲，男性自杀率的差距是14倍，女性是18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死亡人数在所有自杀人数中占75%，可是90%以上的自杀的研究和自杀干预措施都是从高收入国家来的，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所提供的建议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可能并没有效。
我们可以对比国际和中国国内情况来看。
从国际上来看，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老年人的自杀率较低。且男性的自杀行为风险更大，自杀死亡可能性要高于女性。年龄越大的人自杀死亡的可能性越大。用不同的工具死亡风险也不同，比如枪械的死亡可能性很大，服毒死亡率大概只有2%左右。
但是在中国，1996 年的死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是城市的 3 倍，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性。这与国际上的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在中国70岁以上的老人中，自杀已经成为排名第15位的死因，这远远高于全球水平（第30位）。
在国际上，人们认定自杀的人绝对是有精神障碍的。但是在中国，有1/3 自杀的人是没有精神障碍的，而且在自杀未遂的人中，有2/3的人是没有精神障碍的。
国内与国际上的另外一个差距是，中国有60%的自杀用的是农药，而在国外用农药自杀的比例不到1%。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得比任何国家都快，我们将1990年自杀的人数和2013年自杀的人数相比，发现现在每年平均自杀死亡的人数比1990年少了10万人。
有哪些因素和自杀率的下降有关呢？首先，这与精神卫生的相关性不高。但是自杀和城市化是有相关性的。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导致很多人无法接触到农药，也因此改变了人们常规使用的自杀方式。
预防自杀，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推行自杀未遂干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我们正在小范围运行自杀干预，比如建立了52 个自杀干预热线，其中一半是24小时在线的。但是这些热线的接听比例只有不到10%，这意味着还有很多人拨打的自杀热线是没有被接听的。
这些干预到底有效吗？能对自杀率产生影响吗？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自杀率下降很可能是接触不到农药导致的，与自杀干预的相关性不大。目前，我们使用的干预措施并没有接触到自杀问题的核心，而仅仅在边缘试探，这也导致我们无法达到联合国的目标。
未来，我们希望建立更全面的干预模型，实施动态性的、多因素的自杀干预和自杀预防的措施。这个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否则无法落实。
肖瑞平：慢病虽然顽固，但人类可以攻克
在心衰领域，肖瑞平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在20年科研求索之旅中，她系统地研究了心肌细胞β-AR的信号转导机制及其生理学、病理学意义，为心衰的病理生理及临床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通过倾听“心”的信号，肖瑞平完成了对传统经典理论的颠覆式革新。“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转化医学，肖瑞平也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她基于现代分子生物技术，让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产生越来越直接的互动，完成了从靶点确认、小分子药物合成、药物筛选、动物实验、技术转化、直至临床试验整个药物研发的完整路线。这样的成就在全球科学家中屈指可数。
一本杂志和它见证的医学发展史
西医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是最古老、历史最悠久、最权威、最可靠的一本杂志，它有207年的历史，创刊于1812年，约翰·柯川和詹姆斯·杰克逊是创刊人。我们今天能够在医学中受益就是因为这本杂志见证和记录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史，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几个精彩的、令人难忘的章节。
大家知道，在没有麻醉技术之前，外科手术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令人惊心动魄、非常残忍的。但是很无奈，当时的人类只能忍受这份痛苦和绝望，直到1846年，因为化学的进步，人类首次使用乙醚进行麻醉手术。
不光是有麻醉就行了，我们还要看到眼睛看不见的东西，X光开创了影像学的雄伟篇章。1896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第一张X光片，当时是一个手指异常的形象。因为X光的伟大贡献，伦琴先生在190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征服传染病是人类特别引以为豪的不朽章节，这也是我们的华章。这个章节的开始得益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他的细菌理论为传染病治疗奠定了基础，我们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有了细菌理论，我们就可以杀菌，这启发了李思德发明无菌手术，他最早使用喷雾的方法给房间和器材进行消毒，他的文章也发表于我们的杂志。
接下来，我们看见了微生物、细菌、病毒，显微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显微世界里面特别值得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例子是，罗伯特·科赫首次描绘了结核杆菌，并且证明结核杆菌是导致肺结核的病原体，时隔100年他手绘的细菌图像，和我们今天用现代扫描显微镜看到的非常逼真的细菌图像所差无几，这也体现了他的完美主义和科学精神。
还有我们记忆犹新的SARS，最早在香港爆发，当时制造了“白色恐怖”，也是在我们杂志发布的。
因为对传染病的控制，人类的寿命翻倍了；随着公共卫生的改善、抗菌素的使用，以及疫苗的应用，死亡率也大大下降了。
我们杂志不光是对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也非常关注突破性的新技术、新疗法，特别是AI、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我们一直都在紧密关注。
慢病成了人类头号杀手
心血管疾病在美国已经过了拐点，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都在继续飙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我们的基因、饮食、生活环境不一样吗？这个有待我们国人去研究，有待世界上的科学家去研究。
再仔细看下去会发现，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心血管病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40%，是肿瘤的两倍，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心脑血管疾病是国人的头号杀手，也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杀手。
中国慢病临床研究迅速发展
另外，对同一种疾病，中国的死亡率要高于西方。比如，我国中风的死亡率是美国的四五倍，而慢阻肺是法国的11倍。所以，有必要把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带给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和病人。我们需要一座桥梁来连接中国和世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这里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2014年11月8号，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中国编辑部，当时的王恩哥校长非常支持，给了一个几百平米的办公室，我本来是学医的，先后去了北大和美国马里兰大学，最后在NIH待了20多年，现在回到了燕园。
这几年我是在北大和哈佛之间穿梭，因为我们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在哈佛医学院图书馆的顶层，在2016年11月我们发布了一个中文平台，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医学前沿》。我们这个中文平台主要是包括了慢病，其中有肿瘤、心血管、代谢病、慢阻肺等各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有妇科、儿科，以及重大的全球性高危传染病。
由于大家的努力，以及政府的投入和在座各位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临床研究在迅速的发展，在迎头赶上。我们的临床研究项目逐年增多，现在占全球的4%。当然这跟我们的国力、人口还是不成比例，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研究水平也在逐年增长，2003～2013年的10年期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慢病文章只有3篇，今但年达到了7篇。
举个例子，今年的医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是让人们理解了细胞是怎么感知氧气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基于这个原理，现在有一个新的药物叫罗沙司他，上海交大陈南教授，带着团队做了三期临床，做了两个测试，一个是让肾病患者的贫血没有接受透析，一个是透析的肾性贫血病人，在两种病人身上都有非常好的疗效，所以这个药在中国已经批准了一类新药，在美国和日本正在审批。这是中国里程碑性的成果，也是0到1的突破，第一次在全球首发。
关于糖尿病、冠心病和脱发的新发现
下面我作为医生科学家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回国之后的一些工作，我主要关注的就是慢病。主要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全民的亚健康，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胰岛素、腹部肥胖（就是典型的啤酒肚），它们增加了心血管患病的风险，使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了5倍。糖尿病不光是血糖高，它是会要命的，危害身体的多个器官，引起脑卒中，引起心血管的严重病变。数据显示，有40%的透析病人是糖尿病、肾病患者。
很幸运，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致病因子，就是MG53，它引起全身的胰岛素抵抗，导致了糖尿病和一系列的心血管并发症。最近我们发现MG53不光是把胰岛素的信号通路阻断了，还能分泌到血液里面，循环到各个器官，让全身的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开发了单克隆抗体，让它综合降低血液里面的MG53浓度，起到治疗糖尿病的作用，也减轻体重。
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运动也有同样的效果，运动可以降低肌肉和血液里面的MG53，非常有效和快速，所以生命在于运动，大家一定要抽时间好好锻炼身体，这个对你的各个器官都有好处。我们做了MG53的突变体，可以外用，治糖尿病足，内用治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
大家知道在所有的心血管疾病里面，冠心病占了半壁江山以上，因此我们也关注冠心病的新疗法。在北京大学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关键的分子，我们阻断这个分子就能够大大减轻心梗引起的损伤，为心梗的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新手段、新药物，对心梗、心衰、心源性死亡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下面我再简单讲一下与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相关的另外一个分子——潜在的药物靶点泌乳受体。我们最近发现了新原理，并且开发了一个单克隆抗体，可以用于止脱、子宫内膜异位症。我知道，现在有些90后都在被脱发问题所困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不光是中国人，事实上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发病率比我们更高，中国人占20%左右，欧洲人可以达到40%。
大家看过英俊的威廉王子脱发前和脱发后的形象后可以自行评价一下，脱发说起来不要命，却影响人心里的幸福指数。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模型，在北京大学有一只红面猴，这是一个天然的秃顶模型，我们用单克隆抗体可以让秃顶的猴长回头发，现在我们已经洗掉抗体4年了，红面猴的头发还非常丰满，只要打一针就可以管好几年。
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了希望，希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能够大大地推动人类医学的发展，我们期待中国和国际市场有更多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和仪器，在不远的未来人类能够征服心血管肿瘤这种重大慢病。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原创药物来源于中国，让中国大有作为，赶上美好的时代，为全人类做贡献。
Tibor Kovacs：“乳房拯救者”的未来展望
个带着黑框眼镜的光头男人拯救了无数女性的乳房。作为国际乳腺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Tibor Kovacs不断推动着乳腺癌治疗技术的创新，在治疗过程中同时考虑乳房重建，并在重建的过程中保证治疗的效果。他推动了无线电引导手术和基于真皮皮瓣的乳房重建等新技术，在不影响放化疗，也不增加复发的基础上，实现更自然的美丽，并成为目前最理想的重建技术。他相信，生活的美好与治疗效果同等重要。不过，这一次，他分享的更多是关于未来癌症医生培养的展望。
癌症死亡率与投入成反比
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关于未来癌症医生培养的展望。
我自己是乳腺癌医生，并且我也领导着一个癌症的培训团队。在2018年，欧洲癌症峰会上我们也讨论了未来的癌症治疗进展。
在癌症医学领域，我们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如果大家想要成为一个医生或者是癌症医生，中间经历的培训是非常的复杂，比如要从医学院毕业后经历住院医师培训、高级培训等，还要经过考试认证，具备完备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漫长的道路。
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在癌症领域投入更多，发表的研究成果比较多，那么癌症的死亡率就会比较低。来自一本肿瘤外科杂志的数据显示，发表文献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里，中国的递交率排名是非常靠前的，有超过400个手稿都是被递交的。
癌症治疗的趋势：微创手术、AI辅助
2017 年，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所支持的一项研究显示，未来20年，患者会有更多的微创和无创的手术，会有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此外，手术医生的角色也会变得更加丰富，数据分析师、生物工程师等也将会成为手术团队的一员。并且，未来我们的手术技术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精密。
目前，癌症手术的趋势是从最大可耐受手术转向微创手术。这种手术的变革也会改变临床服务的方式。首先，手术的技术会发生变化，微创和无创的诊断、治疗方法将会出现。其次，影像、AR、VR等也会给我们更好的手术规划指导，让手术更精确。此外，AR、VR可以作为培训的工具，并且可以去彩排手术流程，这也能够促进手术的标准化以及培训的标准化。再者，大数据以及基因组学能够给我们带来个性化的治疗，基因组学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去研发个性化的药物的使用。未来，手术医生会更加关注疾病的预防，并且手术会更多地关注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这种高质量的治疗服务也是非常有经济效益的。目前，手术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器官的手术中得到广泛应用。
面对新的医疗环境，临床医师、外科医师要如何适应？实际上，技术会替代我们一部分的工作，甚至更多。近年来，关于AI发表的文献越来越多，比如在放射科当中，更多有关MRI和CT的文献被发表出来。在过去的10年当中，这些发表的文献从100篇增加到700篇。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很多放射科医生的位置。
这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是一个机遇还是一个挑战呢？其实，放射科医生也可以在AI应用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作为一个领路人，将AI技术更好的应用在医疗当中。在未来，也许放射科医生能够得益于AI，降低工作量，并通过AI更好地诊断患者。
David P. Ryan：癌症是怎么回事？
拥有超过20年临床治疗经验的David P. Ryan长期以来致力于恶性肿瘤相关试验的设计和研究，正在使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胰腺癌发起攻击，并找到一种“早期”拦截癌症的方法，让更多的患者能够通过手术切除病灶，从而更成功地治疗胰腺癌。
癌症就在你我身边
30年前，我刚刚结束医学院的学习，和家人一起去度假。当时，妈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看到她的脸马上就苍白无色了，原来她的姐姐玛莉患有乳腺癌，而且已经转移了，癌细胞从乳腺转移到了骨髓。于是，我们停止度假回到了纽约。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玛莉，几年后就过世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患癌症。实际上1/3的男性和1/3的女性都可能患癌症。癌症就在你我身边。
到底什么是癌症？癌症其实是和基因相关的疾病，如果说我们的体内聚集了足够多的突变，或者是在我们基因组当中重要的地方出现了突变，我们就会患癌症，癌细胞就开始失控的生长。
你会发现在一生当中，我们会有一定的概率遇到这些突变，所以癌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老龄疾病，或者是和年纪相关的疾病，年纪越大，遭遇的基因突变越多，就越容易得上癌症。
致癌的两大因素：运气和环境
我们认为癌症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运气不好，二是与环境相关。我们从父母遗传过来不良的基因，和所处的环境，都可能让我们患上癌症。
我们出生的时候有两组基因，一组来自于妈妈一组来自于爸爸。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通过各种各样环境的因素，或者是其它的因素会导致双胞胎的基因组出现一些突变。有突变了，我们就会患癌症。
如果你患上癌症或者是你的亲人患上癌症，它不会像任何其他人的癌症，每一个癌症是不一样的，可能大部分是相似的，但是你自己患的癌症总是有个体的独特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跟癌症病人说，你的肿瘤到底会怎么进展。
其实癌症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我们遗传过来的基因突变，是遗传的因素，病因非常明确。第二类，是跟你的环境相关，你有HPV了或者HPV病毒的感染，或者你有大量的吸烟，有不良环境的暴露，都会增加我们细胞当中的突变率，增加我们的患癌风险。
对抗癌症的三种武器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变革之年，癌症治疗的变革也在不断地进行之中。我们现在的第一个变革是有了靶向治疗，第二个变革是有了免疫疗法，第三个变革是开始有了更多的血液检查，也就是基于血液的诊断学。
某些癌细胞具有特定的靶点，可以进行攻击和治疗，称之为靶向疗法。目前，在结肠癌、肺癌、乳腺癌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特定突变，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更好的治疗。我反复跟大家强癌症是个体的，每个人的癌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不能靶向疗法来治疗具体的病人，这需要看靶点，在部分病人当中是可以的。目前，很好的靶向药是针对20%的癌症，现在有可攻击靶点、可攻击突变，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要解决，我们需要一些非常创新的药，和过去所有疗法都不一样的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够维持更长时间作用的药。
去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们发现：免疫系统的激活或许可以攻击肿瘤细胞。他们研究了一种免疫系统制动器的已知蛋白，并通过释放该制动器以释放人体免疫细胞攻击肿瘤的潜力。这一概念或许会发展成全新的肿瘤治疗方法。
有大概10%～20%的可能性，根据瘤种的不同，免疫系统关闭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方法可以对免疫系统的关闭采取措施了，比如说大家听得非常多的O药、K药，他们都能够进行免疫靶点的释放。
美国前卡特总统接受了针对抗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之后，出现了癌症的缓解。你可能在另外的肿瘤当中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缓解，但是总体来看，只有20%的癌症会获得良好的缓解（通过这种针对免疫系统的药）。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抗体潜能释放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免疫激活的毒性。如何改进？首先要减少毒性，其次还要减少耐药性。
这就涉及到一种新的疗法：CAR-T疗法。CAR-T疗法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是从患者的体内提取出这些T细胞，在体外对它进行编辑，给它加进一些嵌合的抗原，之后再把这个T细胞回收到体内，然后会发现它的效果非常惊人，在一些血液肿瘤，例如白血病和淋巴瘤当中，它的效果非常好，但在实体瘤当中的研究才刚刚开展。未来的10年里面，我们会着重解决现有这些疗法的局限性。
此外，我们到底有什么方式能够捕捉住这些早期癌症呢？现在有了一些基于血液的诊断，比如说有蛋白标志物、循环血液肿瘤细胞、游离DNA，还有一些胚系DNA，就是去观察、检测从妈妈或者爸爸这里遗传过来的DNA当中是否有特定的突变。
癌症患者正在踏上一个新的征程，在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治疗方法，他们每一年都得到检测，检测之后就可以得到治愈，这就是癌症的未来，未来这就会成为一个常见的操作。
邱晨：一个“北漂”对健康的领悟
熬最晚的夜，用最贵的眼霜。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知名辩手、米果文化创始人之一邱晨也曾经过着毫无健康可言的生活。工作压力大、手机放不下，一个曾经的“港漂”和如今的“北漂”，邱晨也曾经历不健康生活带来的痛苦。如今，她对健康有了不同的领悟。
我们离医疗科普有多远？
一年多前，我忽然发现自己患上了甲状腺恶性肿瘤，花了非常短的时间去做了手术、治疗，再回到第五季《奇葩说》的现场。我如何抗争癌症？我做了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靠着现代医学的力量，然后重新回到了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很简单，我们离科普有多远。医疗科普太重要了。如果医疗科普做得好，后续的诊断治疗过程对医疗资源的消耗和压力就会小很多。但我从一个患者、旁观者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今天医疗科普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当中开展得非常困难。
为什么？
第一，人都是懒惰的。书到用时方恨少，药到用时不了解。想让大众积累医疗常识，难度不在于我们要超越过往的科普知识，而在于要超越那些不断抢占大家注意力的娱乐新闻、娱乐消息。
不见棺材不流泪。没有常识或者有常识也不愿意去做的年轻人，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我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娱乐、工作所挤占，甚至还有996，却依然还那么匮乏健康方面的常识，但这几乎就是没有办法的。
第二，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实在是太严重了。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去寻找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而那样的方法往往都是错的，甚至是骗局、陷阱。
第三，医学更多的是治疗疾病、挽救生命，但是少了一点对患者心理的关注。当患者的疾病得到治疗、缓解的时候，他们虽然感谢医生，但他们更感谢的，则可能是那些能抚慰他们情绪的人。
“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如果在医疗科普这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上面，能够允许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商业力量、媒体的力量，包括我们这些个人的力量能够参与和协助大家的话，我相信专业的医学知识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彰显。
张猛：利用科技解决医疗健康问题，是最大的善
在医疗行业待了20 多年，张猛深知这个行业的不易。早年间，互联网医学科普受到流量思维和商业优先的影响，虚假医疗广告、伪科学谣言盛行，给大众带来了不少伤害。PC互联网时代，人们搜索健康问题依赖搜索引擎，这诞生了以搜索引擎营销为代表的“莆田系”，成为了医疗“坑患者”的时代认知之痛。移动互联网时代赋予医学科普信息与大众更多的触点，但“小编洗稿式”的生产方法也让伪科普信息泛滥，专业的医学科普却缺乏权威的专业医生群体参与。2017年，张猛带着腾讯医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他有一个愿望，希望前沿医学不再只是遥远和冰冷的学术名词。
如果主动了解疾病，我们可能更加健康
在昨天（11月3日）的WE大会中，Carl June教授介绍了最新的癌症免疫疗法。其实，过去几年，腾讯WE大会中有很多医学科学家，给我们分享了前沿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医学突破。我们相信，利用科技解决医疗健康问题，是最大的善。今年，我们正式发起腾讯ME大会，邀请全球最顶尖的医学专家，共同探索生命的奥秘。
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和对自身的探索，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付出过很多惨痛代价。十四世纪，欧洲爆发了“黑死病”，三年内欧洲消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后来，通过灭鼠、除跳蚤的措施，切断了鼠疫传播路径，人们才从大灾难中走出来。另一个例子是流感。1918年，史上最严重的“西班牙流感”爆发，夺走了超过5千万人的生命。70年代后，猪流感、禽流感也不断出现。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流感跟普通感冒很不一样，开始逐步接种流感疫苗。
这也再次说明，普通人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大部分是被动的，只有面临重大威胁时，才会重视起来。但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认识到，如果主动了解疾病，我们就能获得更健康的生活，拥有更长的寿命。
研究表明，在心血管领域，接受了康复教育的心脏病患者，全因死亡率降低了13%，心血管死亡率降低了26%，住院风险降低了31%。癌症治疗表明，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康复更快，双相躁狂患者可以降低复发率，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能改善关节疼痛，提高生活质量。所以，权威、专业的医学科普有助于积极预防疾病，帮助病人更快康复。
通常，大家对于疾病有一些常见的认识。例如老年痴呆症没法治？红斑狼疮是绝症？白血病等于死刑？抑郁症不是病？
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这些认知是正确的吗？其实，是不一定的。真相是：提前检测可以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进展；红斑狼疮正在变为慢性可控；T细胞免疫疗法，让部分白血病可以完全治愈；抑郁症当然是病，需要采取积极治疗。
大众与医学知识的供需矛盾
今天，我们处在医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发病机制的研究、治疗方法的演进、疫苗的升级、新药物的研发，都在突飞猛进。但大众认知还是跟不上医学的发展，很多误解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大众对先锋医学知识的好奇与渴望。通过腾讯医典，我们进行了一次调查，我们整理出 “大众最关注的十大前沿医学话题”，从基因图谱和编辑、人类寿命的终极拷问， 癌症免疫治疗，到脑机接口、3D器官打印，每个人对生命的新探索，都充满了好奇。
一方面是医学的进展不为大众所知，另一方面是大众对这些知识充满渴望。是什么造成了中间的鸿沟？我们是否能架起一座桥梁，跨越这条鸿沟？
医学科普应该是解决鸿沟的重要路径， 科普应该怎样解决患者问题， 也公平地给每一个生命带来希望和信心？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励志的硬核少女。
柱子哥是一位年轻的非霍奇金淋巴瘤病人，伴骨髓及脏器转移，因为一份《自救指南》走红。透过这份issue-based指南，我们看到病人面对重大疾病，从疾病进展阶段到治疗方案选择，乃至心灵创伤到情绪黑洞、家庭关系和经济承受能力，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我们来看看柱子哥的故事。
柱子哥：2018年10月我被初步确诊的时候，我也没有预期到自己在28岁的年纪会遭遇这样千万分之七的概率。
情绪失控了几分钟，接下来抗癌的人生怎么办？但这一切的基础和起点是我要开始初步了解自己疾病的病因、治疗、权威的医院费用预估，来了解疾病的发生，对我生活方方面面造成的影响。也正是通过腾讯医典这个产品，我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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