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医患纠纷

1934年，沈克非的本命年。他摊上事儿了。

沈克非是谁？中国外科学界的先驱。1919年，他获庚款资助赴美留学；192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获美国医师执照；1930年，到南京国立中央医院出任外科主任、副院长。1946年9月，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中国第一本大型外科参考书《外科学》就是他写的。

沈克非这个大牛的外科医生摊上啥事儿了呢？医患纠纷。

事件

让我们回到八十年前。

1934年5月21日下午，南京中央医院收治了一位16岁的女孩。“全部腹直肌有显著紧张，右下腹有高度压痛，并有回复痛，但无传达痛”。结合病史，诊断为“急性盲肠炎”。根据中央医院病历记载：“诊断确定，即劝告手术，在患者母亲签字同意后，患者于当晚六时五十分送入手术室”。沈克非主刀。

麻醉不太顺利，刚开始就出现了麻烦，“先给1.5cc 10%的奴勿卡因（普鲁卡因）腰麻，但“当下肢有麻木感觉时，病人恐怖非常，辗转反侧于手术台上，脉博每分钟骤增至126，呼吸30”，麻醉师遂“复予以少量以脱（乙醚）吸引麻醉，使其安详”。

手术操作尚且顺利，切除了都快要穿孔的阑尾。手术完成时，患者“一般状况佳良”。

但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出事了。

“当晚十时左右，（病人）有轻度呼吸困难”。“十时二十分，忽有剧变，口唇及手指均呈紫蓝色，脉博微细”，紧急抢救“均归无效”，“遂即身死”。中央医院讨论死亡原因：“其病变酷类肺动脉栓塞”。

开个阑尾炎，结果死了人，而且还只有16岁。家属巨悲痛啊，搁谁身上都接受不了。

家属会怎么干呢？

这事儿若是落到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赶紧的，上“三件套”呀：“拉横幅、摆花圈、设灵堂”。再狠一点儿的，停尸。沈克非？能饶得了他吗？满地找牙，必须的。

可是，那时，家属没有这么做。人家起诉了。

诉讼

当时的江苏省江宁地方法院，以“过失致死”罪立案。

法院派出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鉴定陈允之系割症后肺栓塞而死”。检察官于1934年7月7日向刑庭提起公诉。检察官认为问题有两点：“有两重麻醉”；“缝接该肠时，又未将血块或脂肪检净，以致血块由割口入血液，将血管栓塞”（请不要轻易嘲笑当年的检察官“不懂医学专业”，那可是在八十年前啊）。

面对此两项指控，沈克非到庭为据理力争，为自己辩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沈克非得到了当时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的帮助。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是干嘛的？保障医生的呗。那时，医学会是医生的娘家人，呵呵。医业保障委员会为此事具文，呈法院，力挺沈克非。

经观审理，江宁地区法院一审判决，宣告沈克非无罪，民事诉讼则移送民事法院审判。公诉方不服，上诉至高等法院。

二审控方提出“麻醉过量致死说”。法院最后根据法医研究所出具的更详尽的说明，认定患者系“乙醚中毒”而亡，但沈克非并无明显不当之处，因此仍然宣判无罪。

两年后的1936年7月，此案的民事诉讼部分审理终结，法庭判决沈克非赔偿死者丧葬费。

思考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纠纷。有纠纷，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有“有序”的处理途径就可以了。

麻烦，就麻烦在无序。

几十年来，医患纠纷有三种法定解决途径：医院与患方直接协商（私了）、由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解决（公了）、到法院打官司（诉讼）。近些年，各地又开始实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或称“第三方调解”），被称为第四种途径。前些年，我全程参与了上海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设计工作。经常有同行问我：第三方调解建立之后，是否能彻底解决医患纠纷？应该说，医患纠纷调解机构建立起来以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化解了一些纠纷矛盾。不过，我更愿意打个比方来进一步注释。医生同道们都知道，面对一个患者时，如果我们的脑海中马上跳出单一的一种药物或者手术方式，通常表明这种治疗方法对于此种疾病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病人时，脑海中同时跳出手术、放疗、化疗、生物诊疗、中医等好多种治疗方式、综合治疗，那就表明可能没有一种方式是非常有效的。目前，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种类，是世界上最多的。

现在重大纠纷，经常是吵闹不休中，把上述四种解决途径转个遍。按说，正常的社会中，对于民事纠纷，诉讼是用来托底的。但是当下，托不了底。常常诉讼之后，患方再走摆不上法律桌面的第五种途径：上访。

医患纠纷自古就有。是不是所有的医患纠纷都必然搞得一地鸡毛？咱们用不着去看国外，看看沈克非的案子就知道，不是。

当年，沈克非的这件案子，同今天一样，媒体也是连篇累牍地积极“跟踪报道”（话说回来，还是要感谢媒体的记录，不然今天的我们如何了解当时的情形？）。但不同的是，当时的他们——医者、法官、检察官、患方、医学团体——都在“法”的语境之内，有序地，各自尽了各自的本分。医者有当庭辩护，患方有上诉主张，理越辨越明，各自有尊严，法理有进步。他们绝不会被历史嘲笑。

两年前，某地在医疗纠纷诉讼方面搞“机制创新”，要求医院的医生亲自出庭辩护。其实，对于任何重建法律尊严的尝试，我们都是支持的。但是后来，情形变得可笑：医院的代理人出庭辩护时，庭审过程中当庭被患方殴打。这项“机制创新”就和殴打事件本身一起，不了了之。

很多时候，面对现实，我们困惑，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若把眼界放得宽一些，做一些历史检索，就能明了很多。面对历史，应该谦逊一些，少一些自吹自擂的“机制创新”，多一些务实的担当。不然，就还是无穷尽的“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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