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洛杉矶是怎么奇迹告别雾霾的？

2016年12月15日，北京发布今年第一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周边六个省市共23个城市受到影响。在这次严重雾霾侵袭中，最低能见度降到了一公里以下。事实上，今年十月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已出现五次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过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次。就连以往很少见到雾霾报道的成都地区，今年遭遇的雾霾也严重到了影响飞机起降造成大面积延误的情况。

看到环保部门专家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及其他慢性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一般人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我不禁想起70年前，美国洛杉矶也曾经经历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伤痛。对于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来说，这座美丽繁华的“天使之城” 除了好莱坞、迪斯尼、圣莫妮卡海滩，除了科比、湖人队、1984奥运会，还有一个深植记忆的痛苦标签——曾经肆虐长达半个世纪的严重雾霾。

洛杉矶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雾霾难以消散

由于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独特地理状态，雾霾难以吹散、长期驻守。加州标志性的充足光照又导致强烈紫外线，光化学反应一触即发，把毒物向空气中持续释放。而令世人震惊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折磨洛杉矶人的雾霾在50年后几乎完全消失。如今的游客和新移民已经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暗无天日”的过往。

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对于正在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洛杉矶经验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生化危机”

时间闪回1943年7月26号，正值二战期间的一个佛晓。当洛杉矶居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以为受到了日本人化学武器的袭击：空气中弥漫着浅蓝色的呛人浓雾，矗立的高楼与街边的汽车被全部吞噬，太阳也变得模糊难辨。走在路上的人们闻到了刺鼻的气味，他们看不清方向、认不出景物，很多人把汽车停在路旁擦拭不断流泪的眼睛。每个人都狼狈不堪：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脸上灼烧一般的刺痛。

1940年代雾霾肆虐的洛杉矶

人们的恐慌触目惊心：视线不清的司机紧张地左右避让，母亲抓起受惊的孩子就近躲进路边的建筑。政府很快辟谣：这不是日本人的毒气，而是大气中生成了某种不明的有毒物质。人们不由想起不久前令人心悸的伦敦烟雾，无法相信，洛杉矶这样一个从来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城市，也被无情淹没在了浓霾之中。

和如今很多深受雾霾折磨的国家和地区一样，污染“归功于”经济腾飞的时代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同盟国用于制造飞机武器的资金大量流入，成千上万的商人、游客和移民涌入加州，美国人迷上了西海岸。产业多样化带来了纺织业、轮胎、家具行业等等的迅猛发展。到了1949年，洛杉矶的渔业产出超过了波士顿，汽车产量更已仅次于底特律。

此刻的洛杉矶，情况越来越糟，雾霾天越来越频繁，居民开始出现恐慌。时任洛杉矶市长弗彻·布朗信誓旦旦地宣称4个月内一定永久消除雾霾。政府先是关闭了一家化工厂，他们认定丁二烯排放是污染源。但，雾霾并没有缓解。很快政府又宣布全市30万家庭垃圾焚烧炉是罪魁祸首，居民们被禁止在后院焚烧垃圾。然而，雾霾依然没有减少。政府公信力一降再降，终于失语了。在那些日子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蜂拥向医院接受治疗。

曾经“暗无天日”的洛杉矶

有人不沉默

严重的雾霾之下，哮喘、气管炎、咽喉炎、心脏病和一些过敏性疾病开始爆发。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呼吸和心脏系统本就脆弱的人群成为了抵抗力最弱的受害者。到1950年代又一次严重光化学污染导致的严重雾霾侵袭时，两天内因为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老人就达到了400多名。仅仅1950年一年，就有超过71000居民用脚投票，逃离了洛杉矶。

面对前所未见的雾霾灾难，洛杉矶人并没有选择戴上口罩，躲回家里，欺骗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发出声音，表达不满。最具力量的，是幽默和讽刺。

1950年代，好莱坞演员们想出了“雾霾罐头”的点子：“你有敌人吗？有的话省下买刀的钱，把这个罐头送给他吧！”这种罐头标价35美分，在游客众多的商店里出售。五颜六色的漂亮罐头上贴着标签：“这可是好莱坞大明星们呼吸的正宗雾霾啊，里面有如假包换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硫化物。如果你想要保持这瓶雾霾的新鲜度和纯净度，那你一定要把罐子封好哦。”

雾霾罐头

人们还印刷出了“雾霾明信片”嘲讽洛杉矶独特的城市形象。精美印刷出来的并非我们熟悉的城市明信片中那些绚丽夺目的标志性美景。航拍角度的镜头下，是60年代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模糊不清的天际线。远处的山顶的白雪若隐若现，一切犹如被炖在一锅黏糊糊的毒物之中。

一张1970年代的“雾霾明信片”

谁也没有想到，首先挺身而出采取行动的，是一群家庭妇女。

这些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对于环保和科学也知之甚少的中产阶层女性唯一的动力来自一个质朴的信念——保护我的孩子。1950年代，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团体，给自己取名“驱除烟雾（Stamp Out Smog）”，英文首字母缩写巧妙地符合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有男人轻蔑地嘲讽她们是“涂着睫毛膏的女斗士”。她们却很快证明自己绝不是做秀，而是积极的行动派：做调研、写报告、到政府请愿、向州长进言治理倡议。

起初，她们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很快，每个人再叫上二三十个朋友。二十乘以二十，不断壮大。就这样，每每有公开的环境污染情况听证会，总会有数以百计的母亲到场，她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表达关切和不满。

很多人惊讶，抗击严重污染和政府失职，最有效的“武器”竟然是：愤怒的母亲。

良心科学家

一时间，每个人都在愤怒地追问：究竟谁才是罪魁祸首。出人意料，一名来自荷兰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真相，并由此成为后来半个世纪对于洛杉矶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人。

阿里·哈根·施密特教授

1945年，当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荷兰化学家阿里·哈根·施密特从夏威夷把六千磅菠萝运到洛杉矶时，是为了研究菠萝的香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和菠萝一起闯入他生活的，会是洛杉矶的雾霾。

1949年一个炎热的清晨，斯密特像往常一样在他的香味实验室里忙着提取生菠萝的香味。被方程式和浓郁的香味弄得头晕眼花的他决定放松一下，走出大楼，沐浴在阳光里，希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可是，吸进去的空气不但没能使他神清气爽，而且简直是粗糙浑浊、像漂白剂一样刺激难闻。彼时49岁的斯密特患有严重的咳嗽，他本能地感觉有哪里不对，决定转而研究大气污染。

经过多个月的实验研究，斯密特得出结论：雾霾来自于汽车尾气，与阳光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了臭氧以及其他剧毒的物质。这重大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1951年，雾霾甚至有了以他命名的新外号“哈根烟雾（Haagen smog）”。

然而，他狠狠得罪了当时洛杉矶经济的支柱——汽车产业。福特、通用、克莱斯勒，所有汽车巨头都把洛杉矶看做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然而斯密特却蹦出来警告：“不，汽车产业会置人于死地”，后果可想而知。同时，一些民众也开始了对斯密特的恶意攻击。他们怨恨他将雾霾和汽车排气管联系起来，认为他在暗示开车的普通民众也负有责任。

斯密特迅速成为了一个极度不受欢迎的人。他遭受人身攻击和诋毁，加州理工校委会被施压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他的校园讲座也流产，所到之处会有观众质疑他的信誉。在加州理工的校园里，他被迅速孤立起来，同事们的闲言碎语和各种嘲笑扑面而来。

然而事实证明，斯密特是对的。上个世纪初开始，大洛杉矶就一直是美国机动车保有率最高的地区。从二战经济起飞之后，洛杉矶的版图在不断扩大。摊大饼的城市格局和跟不上需求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得私家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活必须品，“车轮上的城市”由此得名。

车轮上的洛杉矶

50年代初，斯密特已经顶着压力把雾霾的来源和聚集原因剖析得一清二楚，他写道：在城市的一边，分布着石油工厂，几个精炼厂每天处理成千上万吨石油。另一边，洛杉矶公路上行驶着的近50万辆汽车，每天大约累计消耗一万两千吨汽油。即使燃烧率高达99%，仍有120吨未燃烧的汽油被释放到大气之中。而洛杉矶东、南、北三面的环山阻止了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流通，高空的暖空气由于轻于密度更大的冷空气，又犹如锅盖使得污染物无法垂直扩散。

这是洛杉矶人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原来给他们带来威胁的雾霾就出自自己心爱的汽车。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早有预感，又不愿承认的事实：每个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加州标准

当汽车尾气中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被证实是雾霾的罪魁祸首之后，提升汽车发动机效率和油料品质就成为了科技界的当务之急。第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是1970年投入应用的催化转换器（catalytic converter）。这是一个安装在汽车底架上的装置，通过引入化学催化剂，可以将尾气混合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无害的物质，以减少有毒尾气排放。

1970年，刚刚成立三年、羽翼未丰的加州空气资源局（CARB）设立了捆绑法规，强制汽车制造商给所有在加州出售的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并很快开始执行严厉的汽车排放标准。由此，加州成为了美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发布自己的排放标准的州。也就是说，达到联邦标准，汽车产品将只能在全美其他49个州出售。而若想进入加州，你必须达到“加州标准”，从而拿到加州空气资源局的认证。

然而，安装这个新装置自然意味着成本的提升，自然不会让强大的美国汽车产业轻易接受。底特律的汽车贸易制造委员会立即开始抵制。

再次出乎所有人意料，来自海外同行的竞争使得难题迎刃而解。最先达到减排标准要求的是日本汽车企业，本田、丰田、尼桑等等公司投入成本研发并加装尾气转换装置。他们显示了从机械技术角度，生产一台优质高效并且不会排放有害气体的车辆完全可能。

于是，尽管起初有一万个不情愿，但为了不被逐出市场，美国的车企也不得不“屈服”了。神奇的是，四十余年过去，如今全球的汽车企业都已经以能生产加州标准的汽车为荣了。这其中的逻辑是，与其为加州和全世界其他地方费力气生产两套标准的汽车，还不如“一步到位”。而消费者们看到产品是“加州标准”，也会更加放心购买。双赢，就这么实现了。

如今，美国最新法规要求新车出厂时，公司必须提供实验数据，说明以何种技术保证新车在行驶15万英里后依然排放达标。也就是说，对于老旧的汽车和新车的排放“一视同仁”，并不会对于跑上几年之后的车辆就降低标准。

然而，每天几百万辆汽车在加州各大公路上迅疾奔驰，全部检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州空气资源局采取的执法模式是：抽查车型模拟实验、一旦落网就重罚。2015年9月，德国大众集团柴油车使用作弊软件用以识别汽车是否处于检测状态，以调控尾气排放，导致车辆运行时真实排放的氮氧化物超标达到限值的40倍。这一给大众带来巨亏的惊天丑闻就是在这样的实验中被抽查现形的。

最终，大众向联邦环保局和加州空气资源局支付了高达27亿美元的天价罚金，另有20亿美元将用于一项清洁排放技术的新项目；美国消费者所获得的赔偿总额是100.3亿美元，包括车辆回购款以及现金赔偿。这由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费者集体诉讼和解案。

解决了尾气排放净化技术之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燃油品质也非常关键。于是，继汽车产业之后，石油工业也同样面临着“加州标准”的挑战。80年代初，加州空气资源局和联邦环保局决定要求炼油公司开发并销售更加清洁的汽油。新配方汽油严格限定了有机物的挥发率以及汽油中的苯、芳香烃和烯烃的相对含量。

相对于汽车引擎的提升，油品质量的控制被加州人称为“银子弹（silver bullet）”，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杀手锏”。原因很简单，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提升引擎效率显现缓慢，要等待马路上奔驰着的老旧车辆报废被淘汰才能逐渐看到减排效果。而油品提升影响着每一辆车，效果立竿见影。

与引擎管理一样，加州制定政策，对于油品质量的要求也比其他各州更加严格。当然，油价也要更高。以尾气排放中以铅和硫为主的无机毒素为例，如今铅已从绝大多数国家的汽油里销声匿迹了，但硫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硫和硫酸盐仍是雾霾和城市酸雨的罪魁祸首。如今，洛杉矶和全加州成品油执行的硫标准为10ppm，是全世界最为苛刻的，美国全国将于2017年追上领跑的加州。

负责执法的加州空气资源局同样采取信任企业自查自报、定期抽查以及接到投诉彻查的方式。一旦查到油品不合格，那么该炼油企业整个一批次的油都要封存，对于胆敢铤而走险的炼油厂的处罚往往以千万美元计。

双管齐下的重拳治理带来巨大改变。在过去四十余年中，洛杉矶的汽车总量增加了三倍，而尾气污染却降低了70%。

法治的力量

在环保领域，加州一直以来在全美乃至全球一马当先，与完善有效的法治关系重大。1960年代末，随着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0年4月22日，两千万民众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空气污染、呼吁保护环境。这一草根行动最终直达国会山，立法机构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后来这一天被美国政府定为“地球日”。

公民抗议空气污染

这些努力促成了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修正案的出台。这部新的法律将大气污染物分为基准空气污染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两类，并第一次界定了空气污染物的组成。在法律草拟过程中，洛杉矶在整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众多经验被拿来参考。这条联邦法律赋予环保部门的使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而以公众健康作为唯一目标来制定标准。《清洁空气法》还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需要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

1970年末，国会授权联邦政府组建了联邦环保局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来负责监督法案的实施。46年来，联邦环保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提升空气质量标准，作为全美空气质量的“差等生”，加州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始终是进行时。

《清洁空气法》颁布时，要求加州达到空气健康标准的最后期限是1987年。在距其一年的1986年，加州似乎达标无望，很多人已经决定放弃。

这时，一位不能不提的铁腕人物开始执掌南加州空气质量管理（SCAQMD）。他就是物理学家詹姆斯·伦茨，在随后的十多年里，他成功引导洛杉矶走上了清洁空气的有效道路。

伦茨在1986年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成功地为诸如发电厂、炼油厂、玻璃制造厂、航空航天公司以及钢铁厂这些大产业制定了新规则。对汽车推行严格标准，要求炼油厂生产清洁燃料自不必说。甚至对于烧烤、气溶胶喷雾罐以及其他常见家用产品所产生的烟气都严格规定。不开玩笑地说，连指甲油也得符合清洁空气的标准。

伦茨全面而细致的策略产生了巨大的成效。洛杉矶空气质量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最快的改善。到1997年他卸任之时，洛杉矶空气每年超过联邦政府臭氧标准的天数已经从164天降到了68天。污染的峰值水平也降低了40%。

就这样，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人朝思暮想的蓝天白云，终于回归了。

公民责任与科技魔力

加州成为今天全美环境保护、抵制气候变化的先锋，与这里的民众超群的环保意识乃至道德自律息息相关。然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是在数十年与雾霾的对抗中潜移默化、慢慢转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