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2016-09-22 丹萌 “医学界”微信号
导读：台上是医生，台下是学生，这场死亡教育将如何开展？哪些血淋淋的事实应该扒给孩子们看？“我想在现场做个调查，在座的各位，一次都没有亲眼、或者亲手料理过死亡的请举手。”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廖凯原法学楼的500人报告厅里，许多手举了起来。“料理过一次的请举手。”依然有很多人。“料理过十次的请举手。”零星几只手，散落在报告厅各个角落里。“料理过一百次的请举手。”会场一片安静，“恐怕现在没有了吧？”做调
导读：台上是医生，台下是学生，这场死亡教育将如何开展？哪些血淋淋的事实应该扒给孩子们看？
“我想在现场做个调查，在座的各位，一次都没有亲眼、或者亲手料理过死亡的请举手。”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廖凯原法学楼的500人报告厅里，许多手举了起来。
“料理过一次的请举手。”
依然有很多人。
“料理过十次的请举手。”
零星几只手，散落在报告厅各个角落里。
“料理过一百次的请举手。”会场一片安静，“恐怕现在没有了吧？”
做调查的是成文武，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下称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他的手，被称为“上海滩送走人最多的一双手”，保守估计，从医之后，他每年要送走50多个人，而他当医生，已有26年。
这是一场怎样的会面？台上坐着的，有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的编导、人类学教授、肿瘤医院多科主任、卫生协会领导；台下听着的，都是20岁上下的大学生。
他们自愿参加的这场“复旦大学克卿书院正谊论坛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名师讲坛”，将会带给他们一堂怎样的死亡教育课？
面对死亡，你们恐惧吗？
“如果这个房子突然倒塌下来，你现在心里怎么想？肯定是恐惧吧？”见惯了生死的成文武开口闭口都是些“吓人”的话。
现场的学生一片安静。
从小到大，恐怕很少有人教过这些孩子死亡是什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他们单知道人终有一死，但在眼下这个青春的年纪，死亡好像总是离他们太远，对那个模糊的概念，他们心有恐惧也是正常。
而对死亡的恐惧常会让人想要活得更久。
成文武举了自己还是医学生时候的例子。他外婆在88岁那年蛛网膜下腔出血，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觉得已经没有抢救必要了，88岁高龄，病情又太过严重，救回来，效果也不会好。
成文武当时跟外公有个承诺，外公说，要把外婆的生命决定权都交给身为医学生的他，为了完成对外公的承诺，成文武苦战了76个小时，把外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但是脑出血以后，她变成了半植物人状态的样子，整个家庭为她花了13个月的时间，都扑在她身上，很痛苦，她自己也精疲力尽。”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潘天舒认为，这样的救治频繁上演，几乎成了一种新时代的“迷信”，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用尽一切办法”延长生命。
“因为我们医疗水平的提高，我们很难再想象一个自然死亡的状态。”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谈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叫白衣天使？因为我们就是天使。”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虞先濬说，“做医生就是以创造人类幸福为主旨。”
但在生命的层面上，什么是所谓的“人类幸福”？肿瘤医院肿瘤妇科主任吴小华说，归结起来就是两点：生要有质量，死要有尊严。
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柳光宇的祖母是乳腺癌患者，很不幸的，她的乳腺癌伴有肺转移和脑转移，他的祖母在美国著名肿瘤医院接受了治疗，但有一个细节，比治疗本身更触动了柳光宇。
“主治医生告诉她，你是脑转移，确诊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马上就有一个社工，拿了一叠资料来让我们家属和她本人填。其中就有一份：在你弥留之际，你选择医生抢救还是放弃。”
祖母有过犹疑，但还是选择了放弃，几个月后，安详离世。
还有一个故事。
柳光宇在美国的表妹，18岁时去考驾照，考完了，马上就收到一个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出了车祸脑死亡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器官捐献给别人？
让18岁的孩子填这个问卷，是学校的要求，在美国，“死亡教育”已经非常普及，在出现意外的时候，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死和其余归属。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朱剑峰说，由于呼吸机的使用，死亡成为了一种决定。
“决定”以怎样的姿态活着，“决定”以怎样的姿态走，这是每个人都该直面和讨论的课题。
当了医生才知道，“死得有尊严”有多难
似乎自《人间世》把从医的现实状况大胆呈现给观众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医生不惮将血淋淋的现实说给普通人听。
“吴（小华）主任刚才说的两句话说得非常好，活得要有质量，走得要有尊严。但这是理想状态，其实现实中会有很多问题。”虞先濬说。
很多医生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告诉家属，让病人走吧，插那么多管维持生命只是徒增痛苦；家属却说，这个人一个月有万把块的退休工资，他走了，你给我钱？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世。”
年轻的时候，虞先濬遇到过一个徐州来的胰腺癌病人，很多医生都给他判了“死刑”，不愿开刀，虞先濬觉得这刀能开，就开了，开完还有一股“开别人所不能开”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手术很成功，但病人离开医院之后他才听说，因为他说能开刀，那个病人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现在回去的，不是原先的家，而是搬到了乡下的茅草屋。
一个胰腺癌病人，倾家荡产开刀，但术后能活多久其实是个未知数，这刀该不该开，虞先濬至今都有怀疑。
这才是医生的职业现实，他们以让人“活得有质量，走得有尊严”为己任，但操作起来却有种种束缚。普通人思考死亡、理解生命，为的是在这一切来临时能够坦然，但医生思考死亡、理解生命，更多的，还是想为人们创造“幸福”。
“医生是一个技术和社会的混合体，我们必须精益求精地锻炼技术，才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别人，但更重要的是什么？除了悲天悯人的医者情怀，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权衡，学会站在患者家庭的角度，想什么样的治疗是对他最能够获益，这个获益，并不仅仅局限于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痛苦，还有整个家族的繁衍与生活的状态。”虞先濬说。
“我希望我们，还有你们、同学们，不要对这个职业悲观，这真的是一个崇高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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