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上一切，抗击埃博拉

两辆路虎——其中一辆改装成了救护车——载着一小队人道主义工作者，于上周深入塞拉利昂雨林。在那些坑坑洼洼得不能称之为道路的小路上行进几个小时后，他们在一个村庄停下，那里已经报道了10例埃博拉病情。

经过村长同意，工作小组分散开来挨家挨户拜访，询问是否有人不舒服，或与先前患病的人打过交道。最后他们发现一位母亲，她虽然高烧39℃而且严重腹泻出血，仍坚持照顾自己7个月大的孩子——她很可能得了埃博拉。短暂交谈后工作小组得知，这位母亲和那10个患者参加过同一个葬礼。

急救工作者明白必须立刻把这位母亲带走，这能增大她痊愈的几率，即便这个几率也只有30%左右。这样做也能挽救她的孩子和丈夫，以及整个村庄，因为埃博拉非常容易通过体液传播，包括腹泻、呕吐和血液。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把她带走是件容易的事情。

“母亲在哭，孩子在哭，丈夫在哭，祖母也在哭，而母亲又急需医疗救助，这是非常让人难受的场景。”加布里埃尔·菲茨帕特里克（Gabriel Fitzpatrick）是来自爱尔兰的传染病医生，他参与了这个困难的决定——把母亲带走，送往凯拉洪（Kailahun）的一所埃博拉医院，距这里有几个小时的车程。

尽管非常悲伤，这家人并没有做过多的抗争。在村子里，这种高烧的可怕人尽皆知。

“没有人想硬生生拆散一个家庭，” 菲茨帕特里克说，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的一员。“但若任由这位母亲留在这里，就会有更多人被感染。”

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学习护理的学生正等着进行最后的资格考试，之后她们就能参加到与埃博拉的战斗中去了。图片来源：Samuel Aranda/ National Geographic

西非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爆发，已经给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这样几乎没有医疗卫生基建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痛。而自从春天疫情刚开始迅速传播以来，像菲茨帕特里克这样的外国医疗工作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底宣布，在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刚果（金），自7月底起也出现了另一场和西非疫情无关的独立爆发，起因是一位孕妇吃了被感染的肉。刚果（金）北部地区出现了24个埃博拉疑似病例，其中13人已经死亡。

截止9月6日，在西非，埃博拉病毒已经导致2100人死亡，大约占被感染人数的一半（编者注：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到9月10日，埃博拉感染者死亡人数至少已达到2296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有些例子里全家人都死于埃博拉。至于针对其他疾病、外伤和分娩的医疗救护，在埃博拉爆发之前就很紧缺，现在则近乎不复存在。据世界卫生组织，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中，每十万个人只有1-2位医生，而且他们大多数在城市里。

疾病对医疗工作者的打击更为严重，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12月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240名医务人员患病，120人死亡。这样的损失“大大削弱了控制疾病爆发的最关键力量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在新闻稿中说道。

在恐惧中，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失去了这么多医生和护士，”新闻稿报道，“让世界卫生组织难以保证提供足够的外国医疗人员支持。”

国际救援人员在扭转局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菲·德劳（Sophie Delaunay）说，她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执行理事。救援小组组成的埃博拉医疗分队走遍了所有被感染的区域，包括在凯拉洪埃博拉医疗中心的80个床位，上个月菲茨帕特里克曾在那里待过。

《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塞缪尔·阿兰达（Samuel Aranda）8月早些时候来到了凯拉洪，这个3万人的小镇位于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交界处。他来拍摄医护人员和被感染的地区。“这里到处是被毁坏的建筑和烧焦的房屋，人们在战争中被洗劫一空，并且与世隔绝。”他看到无国界医生有序的组织，工作人员无私的奉献，这真是令人赞叹。

8月26日，一名医生患上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暂时将员工从凯拉洪撤离。

无国界医生组织接收了一批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志愿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意志坚定。“看到这么多真心愿意用自己的技能帮助患者，而且愿意真的站在病人身边的人，我很惊喜。”德劳在一次采访中说。

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出了超过1800人，其中有184人是外国志愿者。世界卫生组织到8月底派出424人，包括国外和本地的医生、公共健康工作者、流行病学者和专业后勤人员。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最近宣布，他们将派出50人来帮助对抗西非的埃博拉疫情。

克雷格·肯奇（Craig Kenzie），大泷顺子（Otaki Junko）和卢卡·扎里阿尼（Luca Zaliani ）是57名国际医护工作者中的成员，这些人都是在塞拉利昂的凯拉洪支援埃博拉治疗的无国界医生。图片来源：Samuel Aranda/ National Geographic

德劳说，这场战争还需要更多受过训练的医务工作者，来支援那些在战斗中已经筋疲力尽的人。但她指出，这些志愿者们必须清楚埃博拉的危险性，并知道如何在工作中用防护服来保护自己。不然他将会很快被感染，并把疾病传给他人。

对病毒的尊重——也可以说恐惧——在救援者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杰拉尔丁·贝吉（Geraldine Begue）是一名来自卢森堡的护士，现在在凯拉洪工作，她说她要感谢这一恐惧。“恐惧让你聚精会神，你不该丢掉它，”贝吉说。“如果精力集中，你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肯特·布兰特利（Kent Brantly）和南希·莱特博（Nancy Writebol）是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参与了基督教传教组织在利比里亚的工作。他们7月份在利比里亚染上了埃博拉，后飞往亚特兰大，在埃默里大学的医院接受治疗。8月下旬两人都已痊愈并出院。

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患染上埃博拉，已撤到德国接受治疗。一位照料病人的西班牙神甫在归国不久后离世；一位利比里亚裔美国人在抵达尼日利亚后死去，并把病毒在当地传播开来。

防护措施听起来很简单：贝吉等人说，如果工作者能穿着防护服、护目镜、面具和手套，并彻底清洁，从而避免接触患者的体液，就没有感染病毒的风险。安全起见，无国界医生组织禁止医生在治疗中心与患者或其他没有防护措施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

“有时，你会有强烈的的冲动去拥抱别人，但这不行，”贝吉说。通过感同身受的眼神，她尽可能地和患者进行感情交流，因为她的眼睛是患者透过防护服能看到的唯一东西。防护服穿在身上热得令人窒息，没人能穿着它撑过一两个小时。贝吉不能在某个患者上花费太多时间，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治疗。“时间从来就不够。”她说。

贝吉每日的工作从给患者做血液测试开始，先是昨天刚刚入院的人，然后是持续4天都没有症状的人——他们盼望着自己已经没事了能够回家。接下来，贝吉穿上防护装置，帮助那些需要补液的患者，她说这是“唯一能真正帮到他们”的事情。

忙完这些，贝吉和她的同事们可能会将药房的药品补齐并检查装备。目前还没有有效对抗埃博拉的手段，尽管莱特博和布兰特利接受了一种实验性药物ZMapp的治疗，而且似乎起了作用，但这种药的存量太少了。对剩下的所有人来说，最好的治疗仍是补充那些因为呕吐和腹泻而损失的体液。

贝吉的下午则在等待实验室结果中度过，“谁会入院，谁可以出院了，谁没得病。”

接下来则是检伤分类，这是贝吉一天中最艰难的时刻。她必须和病人交谈，而这往往要经过翻译中介。她需要并获取他们的信任，这样他们才能说实话。“病人总是对我们说谎，”她说。“他们意识不到说出真实的一切有多重要。”一些人说他们和另一个患者互不相识，结果却是兄弟姐妹。

另一个挑战是区分发高烧到底是埃博拉引起的，还是得了疟疾或其他日常疾病。每天晚上，贝吉和其他的护士把一些人送回家，希望她们做出的诊断——这些人不是因为埃博拉而生病——没有出问题。然后她们采集那些疑似埃博拉患者的血样。

比埃博拉患者更让贝吉害怕的，是她的同事：“万一有别的人没那么小心，万一有人犯了错，你不知情，他也没意识到，他就可能将埃博拉传染给你。”

脱掉防护装置往往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仅仅是摸一下防护服或者防护眼镜的外侧，就足以转移埃博拉病毒到某人的皮肤上。如果病毒从伤口、眼睛或是其他孔洞进入你的身体，它们将大开杀戒。成批的工作者在同样的地方做饭、吃饭，住在同一个酒店。“你不知道他们本来有多安全，”贝吉说。

更难的是要接受许多人活不下来的事实：“你知道，只有不到一半的病人能被治好。”

马尔科姆·雨果（Malcolm Hugo）是一名心理学家，他和贝吉、菲茨帕特里克一样，是凯拉洪医务工作者的一员，他试图让护士在告诉患者坏消息时尽可能地温柔。病人需要时间来接受可怕的诊断结果。

医务工作者也帮患者准备日用品，比如离开家后要用的牙刷、衣物。患者必须清楚接下来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他们也需要手机，这样可以把坏消息及时告诉亲戚朋友们。如果一个大家庭里过世的人太多、甚至只有一人幸存，他还将作为幸存者的心理顾问。

很多人都有“侵扰念头、痛苦的记忆和糟糕的睡眠”，雨果说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表现。那些从疾病中幸存下来的人，回到家乡后还必须忍受耻辱。家人和邻居往往拒绝和他们来往，认为他们仍然有传染性，要不然就被指会带来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