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林： 基因测序发展需要更多顶层设计

创新启示录：基因测序产业应用前景广泛

《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指出，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89.6万，其中结构畸形25万，防治形势严峻。这些实际仅是来自刚出生时的统计数据，如果把后发的也进行统计，出生缺陷人数要远远高于此数。

“冰岛的人口不过30万人，如果将中国具有出生缺陷的人数相比较的话，就相当于我国每年产生三个冰岛人口的‘残疾’人，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何更早地发现这些遗传基因缺陷，就要依靠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和临床应用”，贺林教授告诉记者。

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真正改变了人类，颠覆了世界，带给人们的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新兴的巨型产业。花费30亿美元，耗时13年所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为人类产生7000亿美元的回报，这一势头仍在扩大。

贺林教授认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离世界的领跑线并不远，甚至齐平或超出。7月初，华大基因“千万家庭远离遗传出生缺陷”计划中开展的一些罕见病检查，以及目前6种单基因疾病（地中海贫血、先天性耳聋、枫糖尿病、肾上腺皮质增生、鱼鳞病、假肥大性肌营养不良DMD）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在国内都具有一定的市场应用前景。贺林教授本人的团队正在与合伙人计划开展一项全球最大的单基因病致病基因的检测诊断项目，而这一技术的核心正是基因测序。

“一项新的技术发展到产业应用阶段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如果真是由于一个不够成熟政策使我国痛失市场发展良机，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贺林教授说，“叫停令”的解冻虽然来得有些突然，但对于产业发展的确是个“福音”。

推广测序技术需要战略高度

基因检测技术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在应用中监管政策的制定是不可或缺的市场保障，但是，该如何使政策的制定更具有可持续性？有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针对基因测序诊断产品（包括基因测序仪及相关诊断试剂和软件），国内目前仍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相关产品注册的规定申请产品注册。这或许是一个最为简单和机械的管理办法，注重形式不重内容的管理办法，没有考虑到基因组医学和基因测序发展的特征和现状。

贺林教授提出，从美国的经验看，除了FDA认证之外，更侧重一项临床实验室改进修正案（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s，CLIA），目前有近25万个CLIA实验室由另外一个政府机构CMS(The 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管理。其中，FDA管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而CMS则管实验室服务。只要对应实验室的人员执照齐全，通过了政府认证的严格质量管理，就可以对外提供自己验证过的收费临床服务。犹如政府管理餐厅卫生，碗、筷干净度消毒状况，桌子清洁，厨房没有老鼠等；但不管做出来的菜味道，更不管菜品是否卖得出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巨大的医疗需求和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面前，所有的CLIA可以跟据市场需求，快速开发出各种新的诊断应用。“政府不必对应接不暇的每个新应用做出回应，而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即时得到新的诊断服务”，贺林教授认为这样的操作将有利于技术与市场的最佳结合。

基因测序在内的基因检测结果解读需要专业人士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完成。然而，所需的遗传咨询门诊在我国仅局限在妇产科辅助生殖等部门，在其他的科室中，遗传咨询还很少见。这是目前最值得忧虑的。未来的医生应该具有一定的遗传和基因检测的知识，遗传咨询师的培训和教育是国家要关注的重要环节，对于基因测序市场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遗传咨询师也不只是临床医生的专利，应该向社会推广，让他们能够为社会化的基因检测进行正确的解读，”贺林教授说，“与此相配合，我国急需要建立‘临床遗传学’学科。”

除了用于出生缺陷的防治以外，基因测序对于肿瘤治疗的指导用药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贺林教授提到，以Life Technologies公司开发的肿瘤热点突变试剂盒为例，可以一次检测50个肿瘤核心基因的2800个热点突变，为FDA批准的28种肿瘤靶向药物提供靶点基因候选，为癌症的化疗、放疗和靶向治疗提供用药指导和预后预测，只需1—2天，并比现有技术更准确。这一类以基因测序技术为核心的药物基因组学产品可以为临床工作者带来非常大的帮助，药物与基因的共同研发应用将成为下一步医药产业发展的重点。

找寻切实可行发展之路

围绕无创产筛应用为主的二代测序技术，3月6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试点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全国众多医疗机构，包括部分从未接触该技术的单位，都积极申报；6月30日，两个二代测序仪器和无创产筛的配套试剂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批文。业界人士提出，以尚未获得原产国批文的进口仪器，换个商标以“国产化”申报获批的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深思。

对此，贺林教授也谈到了他的见解，自主创新二代测序仪器开发方面，我国还没有较好的产业基础，目前几乎只能依靠整机进口。如果有一些厂商，将进口整机换个外壳甚至只更换一个商标，就作为自主研制生产的医疗器械进行申报，那是欠妥的（对于企业间的购置兼并可另行考虑）。他还说，“历史无数次证明，水龙头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定会受制于人”。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强烈反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拿批文资质应该正规。贺林教授对此指出，二代测序应用于产前筛查，技术复杂、流程繁多、费时费力，对人员、场地、质量控制和管理要求苛刻，仪器和技术的完全国产化还需时日，因此，断不能饮鸩止渴，以换商标的伪国产化仪器去获取医疗器械证书，使舆论普遍担心两个风险：（1）阻滞我国高端医疗器械的自主化进程，（2）获证后，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立即自主开展个体化应用。多数或由仪器投放公司派出不具备资质的人员进行实验操作，必将带来严重后果。这一可以预见风险应引起高度的事先关注。

贺林教授表示，除以上社会的普遍性担忧外，技术准入和物价也尚需时日。对于基因测序这一革命性的新技术的应用，全社会需要更多关注，临床与科研需要密切结合，发展转化医学，同时鼓励社会资本的介入，走出产学研结合一体的创新之路。此外，除了政府部门批准新一代测序以外，传统的一代测序在临床上也有广泛的应用需要。他说，“我作为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希望与各相关人士一道为我国的基因测序检测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以合理和高效地推动我国人口健康事业的有序发展”。

贺林教授简介：1991年获英国佩士来大学博士学位，1992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1995年在英国MRC爱丁堡人类遗传学研究所完成高年资研究者工作，1996年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先后担任上海生命科学中心（上海脑研究所）、上海生理研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PI，2000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Bio-X研究院院长，2007年任复旦大学教授，2007-2012年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

2009年，贺林教授团队揭开了倍受世人关注的遗传界百年之迷——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遗传病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的精确定位、克隆、突变检测与致病机理的揭示。发现和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例以中国人姓氏“贺一赵缺陷症”命名的罕见的恒齿缺失为特征的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并成功完成致病基因定位工作，由此结束了中国作为遗传资源大国而又从来没有自己发现和命名遗传病的尴尬局面。此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神经疾病样品库并利用这一样品库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了中国人群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在精神疾病的营养基因组学和药物基因组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证实了出生前的营养缺乏会显着增加成年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风险。在DNA计算与技术方面取得了数项有显示度的工作。并且，还结合国情特点提出“百家姓”与药物开发相关性的新思路。他的发现得到国际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