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房颤登记研究公布逾17000名新确诊房颤患者两年研究结果数据

来自Global Anticoagulant Registry in the Field - Atrial Fibrillation（GARFIELD-AF，全球房颤抗凝剂登记研究）的首个两年期研究结果在2015年欧洲心脏病协会大会(ESC Congress 2015)上公布，揭示在超过17000名新确诊的房颤患者中，全因死亡率最高，远超出中风或大出血的几率。这项研究对第一期和第二期招募的患者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分析，得出的前瞻性结果显示，每人年的死亡率为3.83%，而每人年的中风率为1.25%，大出血几率为0.70%。^[1]

另一项一年期的研究对第一期到第三期招募的28000多名房颤患者进行了分析，结果证明，合并症也很可能对死亡率、中风和大出血几率的上升有一定的影响。中重度慢性肾病患者和有过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的死亡率分别为9.4%和6.9%，明显高于整体人群的4.0%。^[1] 哈佛大学医学院 (Harvard Medical School) 、布列根和妇女医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的山姆-戈德海伯 (Sam Goldhaber) 教授表示："来自GARFIELD-AF登记研究的数据表明，合并症对预测患者的预后情况很重要，能指导医生管理房颤。这些结果说明，医生应当考虑对有这些合并症的房颤患者加大抗凝剂的使用。"

2010年至2015年间，该研究连续4次招募近40000名房颤患者，结果显示，全球在房颤管理的方式上有所转变。整体上看，用抗凝剂疗法来预防中风的患者比例从57.4%提高到71.1%。而使用维生素K拮抗剂(VKA)和抗血小板药物（合并或单独使用）的比例则从83.4%降为50.6%，与抗血小板药物合并或单独使用非维生素K拮抗剂口服抗凝剂(NOAC)的比例由4.1%上升为37.0%。^[1]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外科学教授、Thrombosis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阿贾伊-卡卡尔(Ajay Kakkar)教授说："治疗模式上的这一演变与采用创新型的中风预防疗法是一致的。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患者得到合适的治疗。"

伦敦大学圣乔治医学院(St George's University， London)的约翰-卡姆(John Camm)教授就GARFIELD-AF提出的治疗模式评论道："我们看到，目前对适当的抗凝疗法的使用在整体上有所增加，GARFIELD-AF揭示出不同国家对NOAC的采用也有了明显变化。对第一期到第三期在整个欧洲招募的逾20000名新确诊房颤患者进行研究后，我们发现，使用比例上升了2.6%至58.0%^[2]。借助从不同国家和医疗机构不断收集到的研究数据，医生们能更好地了解该如何改善房颤患者的治疗和预后。"

GARFIELD-AF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前瞻性登记研究，针对至少伴有一个其他中风风险因素的新确诊房颤患者。GARFIELD-AF登记研究不断带来的真实见解，正转化成真实佐证，让医疗界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可以继续从哪些领域着手来改善患者的预后。

在2015年欧洲心脏病协会大会上公布的其他有关特定地区和患者群体的GARFIELD-AF数据如下：

《Vitamin K antagonist control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3]》（东亚和东南亚的VKA控制）

GARFIELD-AF研究结果显示，与全球其他地区(n=13，546)相比，东亚和东南亚(n=3，627)的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监测次数更少、监测的间隔时间更长且INR值更低。东亚和东南亚新确诊的房颤患者接受了VKA治疗后，结果如下：

o 所有年龄组的INR水平降低，大多数为2.0

o CHA2DS2-VASc评分≥2的患者对抗凝剂的使用频率降低

《Stroke， major bleeding and mortality in newly diagnosed atrial fibrillation with moderate-to-sever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results from GARFIELD-AF^[4]》（伴有中重度慢性肾病的新确诊房颤患者的中风、大出血和死亡率：GARFIELD-AF研究结果）

针对17159名房颤患者的一年期研究结果揭示中重度慢性肾病患者(n=1，760)与非或轻度慢性肾病患者(n=15，399)间的差异：

o 中重度慢性肾病患者的死亡率和大出血几率高出2倍，中风率高出1.4倍

o 中重度慢性肾病患者对抗凝剂的使用更频繁

o 正在进行的GARFIELD-AF登记研究进一步分析死亡率和大出血几率，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对同时患有房颤和慢性肾病的患者使用抗凝疗法的好处与风险.

GARFIELD-AF登记研究简介

GARFIELD-AF是由英国伦敦Thrombosis Research Institute (TRI) 赞助的一个国际指导委员会开展的一项独立学术研究计划。

它是对最近确诊为房颤的患者开展的一项全球性、观察性、多中心研究。它将对美洲、东欧与西欧、亚洲、非洲和澳洲35个国家至少1000个中心的57000名患者进行跟踪。在2009年12月至2015年7月，该研究连续4次招募患者将近45000人。第五次（最后一次）招募工作于2015年8月开始。

当今对房颤的了解以临床对照试验中所收集的数据为基础。在作为评估新疗法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基础的同时，这些试验无法代表日常临床实践。因此，有关该疾病的实际负担和控制仍存在不确定性。GARFIELD-AF寻求提供有关抗凝剂疗法对这些患者群中发生血栓和出血并发症影响的深刻见解。它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在具有代表性的多元化患者群和不同人群中提高护理与临床效果的潜在机会。这将有助于医师和医疗体系适当采用创新手段，从而为患者及人群确保最佳治疗效果。

这项登记研究于2009年12月开始。GARFIELD-AF协议确保能够对房颤进行全面典型描述的四大关键设计特点为：

o 连续5批有可能需要治疗的新近确诊的患者，推动非连续性时间段的比较，并描述治疗和疗效的进展情况。

o 随机从精心指派的国家级房颤治疗场所中选择研究人员地点，确保招募的患者具有代表性。

o 连续招募符合条件的患者，不考虑疗法，以免出现潜在的选择偏倚。

o 确诊后最短2年至最长8年时间的后续治疗数据，用以创建全面的日常临床实践治疗决策和疗效数据库。

过去六周内，该计划中的患者已被诊断出患有非瓣膜性房颤，并且至少伴有一项其它中风风险因素，此外他们还是预防中风诱因血栓形成的抗凝治疗的潜在候选患者。研究人员将确定患者的中风风险因素，但这些因素不限于既定风险评分中所包含的因素。无论是否接受抗凝治疗，患者都将被纳入计划，以便正确掌握与患者风险情况相关的当前及未来的治疗方案和失败情况。

拜耳医药保健集团(Bayer Pharma AG)（德国柏林）为GARFIELD-AF登记研究提供无限制研究经费。（生物谷Bioon.com）

房颤负担

全球有多达2%的人口患有房颤^[5]。欧洲约1000万人 ^[6]，美国510万人 ^[7]，中国多达800万人 ^[8]，[9]。到2050年，该患病规模预计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11]将增长约2.5倍^[10]。房颤会使中风风险增加5倍^[12]，所有中风病例中有五分之一是由这种心律失常疾病引起的。^[13]房颤引起的缺血性中风常常是致命的，存活患者的中风频率更高且伤害更大，而复发几率也比其它病因的中风患者要高。因此，房颤引起的中风的致命风险加倍，治疗费用也增加50%。^[14]

房颤表现为部分心房放射出不规则电信号，使心室过快且不规律地跳动，从而不让血液完全流出心房。^[15]结果，血液可能汇聚、凝结并引起血栓，这在全球堪称心血管头号杀手。^[16]如果血块离开左心房，那么它可能滞留在身体包括大脑在内的其它部位的动脉中。大脑动脉中的血块会引起中风。92%的致命中风都由血栓引起。^[17]房颤患者还是心脏衰竭、慢性疲劳以及其它心律疾病的高危人群。^[18]在全球范围内，中风是导致死亡和长期失能的主要病因，每年有670万患者死亡^[16]，500万患者永远丧失生活能力。^[19]

TRI简介

TRI是一家慈善基金会和多学科研究所，致力于从事血栓和相关疾病的研究。TRI的使命是提供卓越的血栓研究和教育；制定预防和治疗血栓的新策略；从而提高治疗质量，改善临床疗效和降低医疗费用。TRI是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artners' Academic Health Science Network（伦敦大学学院合作伙伴学术医疗科学系统）的成员。

垂询详情，请访问： http://www.tri-london.ac.uk/garfield 。

参考文献：

1. Kakkar A.J.（2015年8月）。《Anticoagulation and AF： real life data from the GARFIELD-AF registry》。发表于2015年英国伦敦欧洲心脏病协会大会的研讨会。

2. Camm A.J.、Ambrosio G.和Atar D等。《Patterns of uptake of 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s in Europe： an analysis from the GARFIELD-AF registry》。发表于2015年英国伦敦欧洲心脏病协会大会的海报展示会。

3. Goto S.、Angchaisuksiri P.和Camm A.J.等。《Vitamin K antagonist control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发表于2015年英国伦敦欧洲心脏病协会大会的口头报告会。

4. Goto S.、Atar D.和Bassand J.P.等。《Stroke， major bleeding and mortality in newly diagnosed atrial fibrillation with moderate-to-severe chronic kidney disease： Results from GARFIELD-AF》。发表于2015年英国伦敦欧洲心脏病协会大会的海报展示会。

5. Davis R.C.、Hobbs F.D.和Kenkre J.E.等。《Preval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in high-risk groups： the ECHOES study》。发表于2012年出版的《Europace》杂志；14(11)：1553-9. 6/16/15。参见：http://europac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4/11/1553.long。

6. Stefansdottir H.、Aspelund T.和Gudnason V.等。《Trends in the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in Iceland and future projections》。发表于2011年出版的《Europace》杂志；13(8)： 1110-7

7. Miyasaka Y.、Barnes M.E.和Gersh B.J.等。《Secular Trends in Incid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in Olmsted County， Minnesota， 1980 to 2000， and Implications on the Projections for Future Prevalence》。发表于2006年出版的《循环》杂志(Circulation)；114，(2)119-125

8. Zhou Z.、Hu D。《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mainland China》。发表于2008年出版的《J Epidermiol》杂志；18(5)：209-16. 6/16/15。参见：https://www.jstage.jst.go.jp/article/jea/18/5/18_JE2008021/_pdf。

9. Hu D.、Sun Y。《Epidemiology，risk factors for stroke， and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in China》，发表于2008年出版的《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52(10)：865-8. 6/16/15。参见：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35109708021141。

10. Go A.S.、Hylek E.M.和Phillips K.A.等。《Prevalence of Diagnosed Atrial Fibrillation in Adults》，发表于2001年出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285，(18)2370-2375

11. 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09》。参见：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WPA2009/WPA2009-report.pdf。2015年1月访问。

12. Kannel W.B.、Wolf P.A.和Benjamin E.J 等。《Prevalence， incidence， prognosis， and predisposing conditions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population-based estimates》。发表于1998年出版的《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82(8A)：2N-9N

13. Atrial Fibrillation Society。《The AF Report Atrial Fibrillation： Preventing a Stroke Crisis》。参见：http://www.preventaf-strokecrisis.org/files/files/The%20AF%20Report%2014%20April%202012.pdf。2015年1月访问。

14. 欧洲心律学会(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欧洲心胸外科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Camm A.J 、Kirchhof P.和Lip G.Y.等。《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the Task For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8/22/14。发表于2010年出版的《欧洲心脏病杂志》(Eur Heart J)。31(19)：2369-429。6/16/15。参见：http://eurheartj.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0/09/25/eurheartj.ehq278.full 。

15.美国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What is Atrial Fibrillation？》。6/16/15。参见：http://www.nhlbi.nih.gov/health/dci/Diseases/af/af_what.html 。

16. 世界卫生组织。《The top 10 causes of death》。310号文件。2014年5月更新。6/16/15。参见：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10/en/ 。

17. 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About World Thrombosis Day》。参见：http://www.worldthrombosisday.org/about/ 。

18. 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Why Atrial Fibrillation (AF or AFib) Matters》。8/22/14。参见：http://www.heart.org/HEARTORG/Conditions/Arrhythmia/AboutArrhythmia/Why-Atrial-Fibrillation-AF-or-AFib-Matters_UCM_423776_Article.jsp

19. 世界心脏病联盟(World Heart Federation)。《The global burden of stroke》。6/16/15。参见：http://www.world-heart-federation.org/cardiovascular-health/stro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