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解：Nature撰文谈科学研究的可再现性

学英语的时候，学到一句英语谚语：If a job is worth doing, it's worth doing well。当然，这句话直译过来很容易：“要做就做最好的”，很励志的一句话。还真有这么一本励志书《要做就做最好的》（雷蒙编著），据说世界500强企业均利用这本书中的理念，发现和培养他们优秀的员工；还有一本类似的励志书，叫做《要做就做到最好》（麦田著），不过其封面对应的英语翻译为“Once you do it, you must do it best”。我一直想找到汉语中一个对应的谚语来翻译这句话，并相信一定会有的，但无奈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总是觉得这个词就在嘴边却说不出来。后来，只好用“一不做二不休”作为最佳候选。很明显，“一不做二不休”是用来强调事情既然做了开头，就索兴做到底，没有强调要做好，所以含义上还是有许多差别的。

上周，看到了Nature（2013年4月3日）中的一篇文章“If a job is worth doing, it is worth doing twice”[1]。显然这个标题是通过改造谚语的方式来吸引人的，这一改不要紧，却被我看到了，我立即想到：嗯，这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吗？咱这里也篡改一下这个中国成语，匹配一下这篇文章中的内容，说说科学研究的可再现性问题。

自从科学诞生之日，人类对科学性的追求就从未停止过。众所周知，研究的可再现性才能确保其科学性。有了可再现性，才能将科学从奇闻轶事中分离出来。研究结论通过某种理性的方式而不是盲信的方式被他人接受的唯一办法就是这个研究可被再现。只有当某些经验可以普遍重复时，它们才是可靠的。可再现性需要满足时间尺度和观测尺度(比如数据精度、个体或统计数据等)等条件。一种研究在何种时间尺度内和观测尺度上可被再现，那么它就在此种时间尺度和观测尺度上具有科学性[2]。

Nature中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还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就读的博士生Jonathan F. Russell，他目前正在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撰写该文，是想提醒研究人员和资助机构重新审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确保一个研究结果是可再现的 。Russell认为，近年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他作为一个生物医学工作者，感觉到目前困扰生物医学科学发展的是一些不能被再现的发现。这不仅浪费了科研经费，还阻碍了阻碍了新的处理和治疗方法的发展。

分析其原因，Russell认为，“现在许多科学研究的资助结构是发表高于一切，这加剧了许多流行病研究也不管它是否能再现”。并再次强调：“科学作为一个系统应该更注重其再现性。不是每篇论文都需要与医学相关，但至少它们都应该是可再现的。”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Russell特别鼓励一些期刊开始发表再现研究（replication studies），号召一些新项目鼓励一些单领域的再现性工作，包括从疾病到心理学研究等方面。但同时强调，是这些都是临时性的解决方案，需要更全面的方案。他提出的方案是：刚开始，资助机构应该资助再现性研究。他们的一个部分预算可以留出来支付独立的再现性研究。如果一篇文章无法再现，应该要求作者修改文章或者或撤消。资助机构在其资助总结中应该考察他们所赞助课题的主持人再现性研究的历史。这个关键性的改革将保证科研生涯的成功依靠的是研究的有效性，而不是它们是否刊登在很牛的刊物上。

紧接着，Russell谈到“许多科学家反对这个提议，原因是多方面的”，并对这些原因进行了充分而有趣的解析。

有人认为，这太复杂了！Russell争辩说，科学家一直会申请资助，开展研究和发表他们的重要发现，与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再现研究将更为丰富，更多的研究能发表出来。每个重复将被电子化，并与原始的论文链接起来，提高其有效性。不能被再现的研究也将这样进行标记。当然，并非所有的不可再现的工作都是有缺陷的，只是被暂时确认无法再现的研究，最后还需要其原始作者进行修正，并说明其在方法和分析上的差异，这可能解释为什么这个工作无法被重现，也将成为科学论述的常态。应该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开展科学研究，人人都有这个权利。

有人担心，这种改革会减缓创新研究的传播。Russell认为，只要谨慎地对待，与赶时间而最求一个错误的结果相比，时间损失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人担心，这将打击高风险、高回报的科学研究，
因为许多这样的研究是不大可能再现的，而且目前没有任何要求强调一个研究在发表前进行再现。Russell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高风险论文因为可再现性探索而被终止了，那么人人都是赢家。但是如果重复尝试其再现性而失败了，可认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发现，因为它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回报给社会。更有人担心，承认科学研究的非再现性会破坏社会对科学的信任。Russell认为，其实这个信任已经被破坏了，我们非常需要要扭转这种局面，可通过加强实践的透明度来恢复这种信任。

这个提案是不是太激进了呢？Russell类比开放获取（OA）出版，并指出由于资助机构的政策变化，这种形式正迅速成为规范。那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其他资助机构是不是会采用这一政策呢？Russell认为国家政府的基金资助机构，可以通过改革确保采用这种方式。发表修正结果，肯定会比目前花费在上面的时间更多一些，但是科学家已经在通过电子邮件、大会和实验室会议进行类似的对话了。如果明确发表修正结果可获得嘉奖，人们肯定愿意花时间去做的。

那么，谁会做这些再现研究呢？其实人们已经在开始做了。根据Russell的建议，这些更多的研究将会被发表。更多的人进行研究是必须的，而且如果赞助机构提供资金，更多的科学家将会做再现研究。关于钱的问题。Russell认为这个将花费重定向到可再现科学研究的改革其实是省钱之道，因为社会在疾病治疗和治愈方面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再现研究操作中是否很难呢？分享试剂和方法本来并不困难，而且它已经获得资助机构的强制授权，不过有些研究的确没有遵守这种授权。Russell提议鼓励原创作者与进行再现研究的研究小组进行合作，让这样的研究更容易进行下去，因为每个再现研究都可能涉及原始作者的声誉。科学家有时候会自我修正一些错误。这是真的，但需要时间，相关的浪费也是非常巨大的。即使一些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也会在几十年后暴露出来，而一些负结果却很少被完全公布出来。Russell认为，负结果也是有价值的。
言下之意，他也鼓励负结果能早日发表出来。

最后，Russell引用了1953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过的话，每一分钱花在战争上，“最终意味着，它们都一个盗贼，让很多人饥饿却没有食物，贫穷却没有衣服”。并认为这同样适用于这里来论述每一分钱花在那些无法再现的科学研究上。

参考资料
[1] If a job is worth doing, it is worth doing twice. Nature April 03, 2013. （http://www.nature.com/news/if-a-job-is-worth-doing-it-is-worth-doing-twice-1.12727）
[2] 杨开城、李向荣、张晓英。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年10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