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让我们聊聊死亡：“不朽”的代价
2017-04-04 胡珉琦 中国科学报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谈论些什么？不，我们一般不讨论。我们害怕那漫长的无梦之眠，我们逃避死亡、抵抗死亡甚至拒绝谈论它。哲学家西蒙·克里切利说，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害怕湮灭。湮灭带来的虚无感与恐惧感折磨着我们。其实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死，还有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深爱的人的死，也伤害着我们。当许诺一个美好、圆满的来生不能慰藉我们，当医疗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对远离死亡充满不可能的期待时，我们需要一个怎样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谈论些什么？
不，我们一般不讨论。我们害怕那漫长的无梦之眠，我们逃避死亡、抵抗死亡甚至拒绝谈论它。哲学家西蒙·克里切利说，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害怕湮灭。湮灭带来的虚无感与恐惧感折磨着我们。其实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死，还有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深爱的人的死，也伤害着我们。
当许诺一个美好、圆满的来生不能慰藉我们，当医疗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对远离死亡充满不可能的期待时，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直面死亡的态度？
在清明节这个不可回避谈论死亡的日子里，让我们聊聊死亡。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生存还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样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愿意用失去说话的能力，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默默无声地度过余生吗？你愿意冒着丧失视力的危险，来排除致命脑出血的哪怕一点点可能吗？你愿意右手丧失行动能力，来停止抽搐吗？你到底要让孩子的神经承受多少痛苦，才会更愿意选择死亡呢？”
—— 《当呼吸化为空气》，[美] 保罗·卡拉尼什
对大多数人而言，从生到死，都是被动的。但人们总是把生当作自然的恩赐来接受，却对死横加干预。
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死亡是生命的演化——从分子到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自生命诞生之日起，演化就为机体设定了死亡装置，时间一到便自行启动。那时候，死亡和出生一样神圣，因为这都是生命的内在机制。
医学技术的出现，的确让人类延长了寿限，遗憾的是，它没有解决衰老和疾病问题，更不可能抵抗死亡这种内在机制。但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却发生了质的改变。
2017年3月7日，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徐祖耀逝世，享年95岁。媒体在公开报道时，都明确指出，是“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在现代社会，这似乎成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观念：一个人的死亡，只和医学技术有关。这显然不合演化的逻辑，在自然状态下，死亡本身和任何技术都是无关的！
这种转变来自于人类对生的欲望和对死的恐惧。然而，一味依靠技术手段对抗这种内在机制是否会让人类付出代价？
死亡，只和医学技术有关？
有一组数据特别能够说明，技术对于死这件事的介入有多深。
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一个人一生中80%的医疗费用花在了生命最后的十分之一时间里。医学技术仿佛是凌驾于生死之上的一个神。
于是，整个社会重新建构起了一个价值体系：死亡是可以拒绝的，至少是可以推迟的，哪怕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性和精神性。
但是，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田松认为，依赖技术而存在的生命终末期就像一座孤岛，人们只能躺在一张病床上，没有朋友的陪伴和家的温暖；更为重要的是，失去了自身与这个世界告别的过程。你不知道几步之外就是这个孤岛的断崖，然后，生命瞬间戛然而止。
“人在死后所经历的一系列程序性告别，同样是冰冷、粗暴的。”他形容每个家庭是掐着点、排着队，匆匆地在同一个场所依次完成同样的仪式，多一刻都不可能。家人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慰藉。
在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看来，这一切都符合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特点，凡事都要最大化，对欲望和效率的追求不加节制。“可是，生命是有边界的。同时，在告别的时候是需要时间去缓冲的。这样的认识才是与自然自洽的。”
坚持这样的价值观，代价就像北大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所言：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应对死亡。有的人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死，直到最后不得不死；还有的人知道大限将至，但是死得无奈，死得不情愿，带着一腔怨气，暴怒而终。
而田松更在意的是，技术的洪荒之力吞噬了个体建立自己独特人死观的机会。无论贫穷、富裕，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亲人的生命，是得到社会赞许的。相反，选择放弃治疗，清净地离开，可能遭到社会的非议。“这样的死亡文化倾向于让人只遵从一种选择，有着强烈的排他性。”
死亡，你准备好了吗？
人类学告诉我们，当人们陷于自身文化的困境时，不妨走出这种文化，到异文化里去审视和反思自己。
在现代人出走的非洲，至今还存在着不少古老的人群，科学家认为，至少有一个群体，他们也许从未走出过非洲，那就是闪族。在闪族的文化里，长者一旦过于年迈体衰，无法再与众人为伍，就会被留下来静待死亡。他的周边会围着一圈荆棘灌木，以防鬣狗靠近，脚边则放着一把火，照亮他的来生之路。
让田松印象深刻的是纳西族村落百姓的向死过程。弥留者安卧床上，全村人与逝者共同面对死神，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隆重的告别，可以持续几天。宗教人士各安其位，各做各的法事，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指引逝者。
这两种文化一远一近，实则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死亡并不是个体的事，而是一群人的事。田松说，“死亡文化承接着古往今来所在人群的生存智慧，向死的过程就是文化再生的过程，会让陪伴和参与的人，建构起自己的人死观”。
与技术建构的死亡文化不同，那里的人面对死亡时，没有恐惧。
可在城市，部族、村落的熟人社会解体，文化基因断根，传统文化多样性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不过，了解他者的文化并非是要复制其外在形态，而是探究核心内涵——什么是死亡，以及如何死亡？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介绍，在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欧美，同样也是现代医学的发源地，它们在多年以前就形成了“好死”的文化约定，它包含了六个要点：无痛苦的死亡；要公开承认死亡的逼近；希望死在家中，有家属和朋友陪伴；要了解死亡，作为私人问题和事情的终结；认定死亡是个体的成长过程；讲究死亡应根据个人的爱好和态度做安排。
这难道不是与一些古老的死亡文化一脉相承的吗？
事实上，田松认为，国内对干预死亡的主流价值观也已经出现了松动，撬动它的正是一些亚文化群体，比如罗点点的“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2006年，她就和几位医生朋友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并成立了“不插管俱乐部”，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
“如果说个体的力量太过薄弱，有了群体认同，就算规模不大，日积月累，也可以和主流文化博弈。”这是田松所希望的。
人虽死去，福泽绵延
倡导有尊严的死去，懂得适时放弃，绝非鼓励个体消极地面对死亡这件事。坚持到最后的人同样勇敢，前提是，他明白什么是活着的价值。
生而有限，活着才会有所选择。让王一方感到遗憾的是，有的人把活着本身当成了生命的终极目标。不朽的代价，是对意义的追求变得微不足道。
2016年底，有一本轰动全球的非虚构作品被国内读者所认识——《当呼吸化为空气》，作者是美国已故的一位出色的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保罗·卡拉尼什。他在即将迎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终身教职的时刻，得知自己已是肺癌晚期。
他的妻子露西说：“他没有故作勇敢，也没有怀着虚妄的信念。他坦然真诚，对自己本来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所谓新的未来，就是病情好转时他努力重返工作；治愈无望时笔耕不辍，写下他对医学、生命、死亡的思考，并将其作为活着的目标。
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安静地度过。疾病让他痛苦，他却没有让其剥夺所有的喜乐。他把体内深埋的感恩与爱，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身边的人。保罗死后，露西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后记里，充盈着与保罗一样的力量。
中国第一代环保活动家唐锡阳和妻子马霞一辈子都致力于环保公益事业。1996年，夫妻两人发起了中国大学生绿色营活动，但就在第一届绿色营准备奔赴云南西北原始森林时，马霞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她深知自己无法前行，但绿色营仍将前行，马霞要求唐锡阳必须这么做。
谁知，出发的日子便是马霞离开的日子，营员们一起为逝者举行了短暂却庄严的告别仪式，然后，斗志昂扬地走了出去。此后，绿色营的活动一届接着一届，许多后起的环保活动家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成长。
人虽死去，福泽绵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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