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指导下，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连续多年下大力气、花精工夫免费培训偏远地区的乡村医生，为村医们送去知识和技能，也为农民群众送去健康和关爱。

“多亏了唐医生，治好了我的孩子。”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迤那镇中心村，村民刘艳琴逢人便夸乡村医生唐荣医术好，是孩子的救命恩人。

今年大年三十，在卫生院值班室正准备吃年夜饭的唐荣刚刚举起碗筷，就听见门口传来一个女人夹杂着哭喊的求救声：“唐医生，快救救我的孩子。”唐荣本能地放下手中的碗筷跑了出去，一看是村民刘艳琴。“孩子发烧、上吐下泻已经一天了，一直没有好转，您快去看看吧。”听到这里，唐荣初步判断孩子应该是受了凉，便立即收拾医药箱往刘艳琴家里走。

在给孩子输液观察后，唐荣发现孩子还有腹泻症状，便又做起了小儿推拿。眼看着孩子的精神一点点好起来，刘艳琴拉着唐荣的手，流下了感激的眼泪：“谢谢你，唐医生，你的医术真高明，是你救了孩子！”

说起这次救治中效果显著的小儿推拿，几个月前唐荣对这门诊疗技术还是陌生的。“不久前的一次乡村医生培训，我才学会了这项技术，这下终于派上了用场。”唐荣说，当时来培训的中医专家特意为村医们讲授了小儿推拿的理论、穴位、手法等内容，并现场示范。现在自己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这项技术给村里的孩子诊治了，而且几次下来效果非常好，很受家长们的欢迎。

由于医术好，对病人服务热情周到，唐荣已经成了当地的“名医”，附近很多乡镇的人都来找他看病。

和唐荣一样，威宁县炉山镇结里村的黄佑盘也是最受村民、尤其是村里老人欢迎的“知心村医”。这一变化，同样得益于他参加的乡村医生培训项目。

“以前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我们这边很多病人还需要‘医心’，尤其是留守老人。”在培训课上，黄佑盘和专家交流起很多老人查不出毛病、却总是精神不济的问题，得到了这样的启发。

威宁的很多乡镇地处偏远，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进城务工。对村里留守的老人和患有重大疾病的特殊群体来说，往往缺少亲情的慰藉和关爱，时间久了，心病成身病。因此，在为这类人群诊治的时候，黄佑盘总是要多一些关照。

村里的刘大爷今年76岁，老伴去世多年，儿子远在南方打工，已经连续6年没有回过家。刘大爷日常患有高血压，黄佑盘每次给刘大爷做完检查后，都要帮他打扫打扫卫生，再为老人按摩身体、舒缓经络。提起黄佑盘，老人感动地抹起了眼泪：“黄医生比我自己的儿子都亲！”

而这并非刘大爷的“特殊待遇”，黄佑盘对村里的每位老人都格外照顾。老人们见到他，也会亲切地打招呼、拉家常。“能和村里的老人建立起这样的感情，还要感谢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让我懂得了怎样更好地服务村民。”黄佑盘说，作为乡村医生，不仅要成为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更要成为心灵的陪伴者和情感的慰藉者。

作为亿万农村群众健康的“守护人”，在广大农村，像唐荣和黄佑盘这样深得群众信赖的乡村医生有很多，而他们医术的提升，也得益于各级政府和各类机构的重视和帮扶。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支持乡村医生”项目为例，该项目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村医3.4万多人次。特别是从2020年开始，为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合作，先后在云南镇雄、湖北蕲春、贵州威宁等地，采取理论与实操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对3000余名村医进行培训，不仅有效提高了乡村医生技能水平和服务能力，更是有力促进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培训让大城市的医生给乡村医生送去了新理念、新技术，而乡村医生扎根基层、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群众健康的精神，同样感染了城里来的专家，互相学习、互相激励的情谊成就着“名医”与村医的“双向奔赴”。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现在的乡镇卫生院和我小时候印象中冷清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仅设施设备齐全，而且条件不错，去治疗的群众也很多。”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疼痛科的郭凯凯医生曾参与了云南镇雄的乡村医生培训。授课期间，无论是当地的医疗环境，还是乡村医生对知识的渴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凯凯的专业是急性和慢性疼痛治疗。在他看来，乡村医生往往能够更及时地接触到一线患者，向他们普及疼痛专业知识，不仅能及时发现疾病隐患，还能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非常有必要。

郭凯凯一直记得经他培训后乡村医生经手的一个病例。当时，镇雄当地一位40多岁的女性突然间出现全身多关节和肌肉疼痛症状，却一直找不到原因。“这名患者去了很多地方看病，但治疗效果都不理想。而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跟踪她的病情，并把其疼痛的情况和症状及时与我沟通，最后经过检查和判断，我们认为是汞中毒，建议其到北京治疗后，病情得到了好转。”郭凯凯说，如果乡村医生不具备疼痛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意识，只是按照传统热敷的方法治疗，这名患者的病情可能就会被耽误。

虽然每次去基层给乡村医生培训的时间都非常紧张，但在郭凯凯看来，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且值得长期坚持的事情。而通过给村医们培训以及和他们的接触，自己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乡村医生在日常诊疗时，除了治疗方案要合理，还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条件，面临村里的人情以及病人家庭带来的压力……这些困难都是我们在平时工作中无法体会到的。”

郭凯凯还提到，在他接触的乡村医生中，五十岁至六十岁年龄段的人较多。每当看到这些已经头发花白的半百老人还在认认真真地听讲、记笔记，课后不断询问平时诊疗中遇到的问题，郭凯凯都会非常感动：“这些乡村医生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一线工作，而且他们的子女也都在从事相应的工作，看到他们的选择，我从内心充满了敬佩，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激励我在工作中做得更好、更努力。”

骆璐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在湖北蕲春的培训活动中为当地乡村医生教授相关课程。和郭凯凯一样，乡村医生们对工作的热情，对病人的热心、关心，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在授课过程中，骆璐也发现乡村医生普遍缺少系统的医疗知识。“其实乡村医生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给他们培训的内容不需要强调繁琐的细节，只需要把系统性的东西讲一遍，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在骆璐看来，在基本的系统知识夯实之后，乡村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跟名师学习、多见病例。“乡镇上的病例毕竟有限，如果乡村医生们能够多一些机会到大医院见习，就可以把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到临床，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骆璐说。

长期以来，乡村医生在服务能力、待遇保障、工作条件等方面面临的需求和挑战，深刻影响了农村居民享有的卫生健康服务水平。“在农村，大部分村民生病时第一选择都是去村卫生室找乡村医生，因此他们的诊疗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乡村医生的技能又存在局限性，亟待提高。”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本志说，实施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可以进一步提高乡村医生业务技能，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治理体系，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辽宁省营口市委会主委、营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代萍一直非常关注乡村医生队伍的培养。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她先后参与了民盟营口市委会牵头组织的到大石桥市、盖州市乡村，以及营口市卫健委有关乡村医生的专题调研，围绕乡村医生年龄偏大、知识陈旧、养老及医疗无保障、后续力量严重不足等问题，与县级市卫健系统的工作人员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的乡村医生深入探讨交流，了解实际情况，寻求解决的路径和办法。

“以营口市乡村医生的情况来看，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缺少培训、知识更新缓慢现象尤为突出。”代萍介绍，由于相当一部分的乡村医生是农民出身，因此往往在半农半医状态中发展。由于缺乏及时和系统的新业务新技术学习培训，因此主要根据经验行医，无法完全满足新形势下广大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新需求。因此，提升乡村医生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提高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乡村医生基本理论和技能培训，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势在必行。

代萍建议，应打造面向乡村医生的基层医生培训体系，制定培训大纲、教材、考核机制和培训评估机制。完善农村医护人员培训制度，切实发挥医联体作用，采取集中培训、远程教育、临床进修、对口支援等方式，组织乡村医生参加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同时，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迫切需要加强对乡村医生在慢病管理，肿瘤的初级筛查、识别、转诊的标准和途径，以及对传染病的认识等方面的培训。希望未来能够借助信息化手段，把这些有迫切需求的培训知识送到乡村医生身边。

在村医的培训方向上，代萍认为要因地制宜地增加适合当地多发疾病救治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知识内容。另外，要把村医的培训成果纳入薪资考核标准，根据培训结果设定基础薪资，结合服务范围和内容设定绩效考核机制，改善其薪资结构和收入水平。各级政府也要合理设立专项培训资金，制定监督保障措施，为持续提高乡村医生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保障。

原文刊登于2023年5月29日《人民政协报》第5版